中保持沉默，接纳她，不要被狂热冲昏了头脑。”
　　
　　更深入的艺术创造是和夏洛特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地塑造夏洛特这个角色需要精心策划她说谎的方式和情感危机时的状态。她对孩子造成的伤害被转嫁到了音乐之中（“这是揭示情感变化的唯一途径”），然后将每一个音符反映到她幼小的残疾孩子（海伦纳）身上。夏洛特编造了她生活的经历，将自己打造成毫无价值的言情小说中的女英雄。她告诉伊娃，那位侦探小说家差一点为她去死，意思是说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是多么伟大。但是伊娃走开了，她张大了嘴巴打了个哈欠，夏洛特没料到她会说出这样一话：他是一个“白痴”。夏洛特的生活充斥着表演和故作姿态，她对女儿转变态度仅仅是表面的（就像染色的头发或是女演员穿着一条男式长裤）。综观整部影片，夏洛特在不停地变换自己的角色。有时，她像一位富有魅力的电影明星（漂亮的头发和皮大衣、高跟鞋和金制的耳环）；有时则是一个轻浮的美人（她将小说家迷得“神魂颠倒”的故事以及她和经纪人之间的暧昧的交谈）；更多的时候，她是一个失去了列奥纳多而只能顾影自怜的老女人、一位高贵的宾客（事实上，房子的主人伊娃反而像仆人一样精心准备着她的早餐，又像一名顺从的女学生，在临睡前背诵着课文）。
　　
　　夏洛特的美有一层肤浅的伪装（造作的、迷人的红裙子--那夸张的色彩令人吃惊，似乎要从镜头中飞溅而出），但很快，这些伪装就被她粗俗的行为揭穿了：她要求在剧院后台特别安排一间盥洗室，以便她不必“在花瓶中撒尿”。她为自己巨额的秘密财产忧虑重重。她决定买下伊娃和维克多的车，但很快，这个计划发生了变化，她把她的老奔驰给了伊娃夫妇，自己则购进一部新款轿车。夏洛特穿着一件魅力十足的红裙子走下楼梯(看哪，那位漂亮的女士) ，和伊娃和维克多一起共进晚餐，这一情景是滑稽而不自然的，但也暗示她不顾一切地要重温逝去的青春岁月；随后，她告诉他们，在自己音乐的黄金时期，她就是穿着这样一条红色长裙举办华丽而又高贵的音乐会。如果没有表演，也没有观众，那么夏洛特的生活就毫无意义；演奏生涯的低谷让她陷入绝望之中。演奏能把她变成另一个人，温和而又宽容，没有对亲人时的蛮横态度。对观众来说，她魅力十足，能够吸引他们耐心地聆听到音乐会结束。一旦所有的伪装都被无情地撕下，夏洛特就必须正视摄影机，正视内心的空虚。她的疏离感、人格分裂和绝望集中体现在这样一个发现中：她认为一直以来所有的人都戴着假面，（包括她母亲），甚至是她自己。
　　
　　夏洛特的承诺往往“只是一种涂料”，并不符合伊娃“眼中的形象”。她讲话时的口头表达是最“巧妙”的。因此，伊娃从不相信她的鬼话，因为再漂亮的言辞也可能非常空洞--当维克多用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欠考虑地口吻说他“想”她的时候，夏洛特马上警觉起来。她努力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镜像，将自己与女儿的关系艺术地、令人愉悦地反映在肖邦的前奏曲中。（伊娃的第一个镜头就暗示她成了悦目的“美术”作品的一部分。）由于夏洛特掌控了发言权，通过语言她可以阐释肖邦音乐的内蕴，所以，她也试图将伊娃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将她“制造”成一个美丽的洋娃娃。她达到目的了。影片提供给我们一长串的数据，上面让人心痛而又清楚地表明夏洛特如何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对伊娃进行着控制。


　　
　　在一个闪回镜头中，小女孩伊娃小心翼翼地走动，整理乐谱，给母亲端送咖啡。她推开厚重的黑色房门，走进母亲练琴室，她瘦弱的、苍白的身影“消失”在布景之中：当肖邦前奏曲一曲奏罢，（影片中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镜头）室内注满了光，但这“褪色”的光线苍白而不饱满。孩童时代的伊娃和成年后的伊娃经常被“融化”在布光中，或者她的面部在画面上非常模糊和朦胧，这象征着她的个性受到母亲抑制的程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伊娃常常站在镜子前，检查自己“被排斥”的身体，瘦小的躯体仿佛和粉红色、米色的空气混合在了一起。类似的，当夏洛特第一次出场（在闪回镜头中），在镜子前打扮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成年后的伊娃犹豫着，几乎要躲进角落里，而镜头仍然有模糊不清。在闪回镜头中，童年伊娃的动作常常可以与成年后的她对应起来：在母亲外出表演以后，年幼的伊娃蜷缩着瘦小的身体，蹲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膝盖顶着她的脸，脑袋低垂，在痛苦中思索；而在成年之后，在伊娃扶着孩子气的母亲躺到床上去的那场戏中，我们看到她从楼梯上下来，自负地坐着，而她的姿势与童年时是多么相象。我们仿佛还能听到母亲离去时，年幼的伊娃跑向那扇门时急速的脚步声，而在她长大之后，我们同样听到了伊娃兴奋地跑下楼梯，去迎接七年没有见过面的母亲时，鞋跟熟悉的嗒嗒声。成年后的伊娃这样说，“过去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没妈的孩子，“现在我就要死了。这样的伤害刻骨铭心，使我无法再欢乐起来。如果这只过去了五分钟，那么我怎么能够忍受两个星期？”她还说：“我甚至对电影和冰激凌都不感兴趣了，因为我的心正在死去。”这是一个小孩子对痛苦的夸大其词，唯一的目的是用这种方式与夏洛特做作的姿态相抗衡。
　　
　　夏洛特一成不变的声音对应着伊娃受压抑的程度。在另一场将历史和现实融合在一起的戏中，成年伊娃告诉夏洛特：“我已经说不出任何一个词，因为你控制了它们。”沉默的夏洛特打断了她的话，她抱怨说：“你这是夸大其辞。”在影片的后半部分，从伊娃写给夏洛特的“小书”（信件）和她说出的话中可以看出，伊娃要求自由表达的权利。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伊娃就在内心深处反对夏洛特的“教育模式”，甚至不惜采取拔头发、刺手指这样极端的方式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当然，最致命的打击是伊娃对母亲的彻底失望。长大后的伊娃不再将她母亲的教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她将生活分为“个人的真实”和“个人的谎言”。但这种朴素的二分法只能暂时地缓解她的忧愁。当影片接近尾声时，伊娃似乎已经精神崩溃了，并且企图自杀。她的人像融进了背景中的坟墓，像一块灰暗的石头。在她写给夏洛特的最后一封信中，伊娃为情绪失控向母亲道歉，并设想了缩小她们之间的距离的各种可能性。一开始是维克多在大声地读这封信，然后，逐渐转变为伊娃的声音、伊娃正对着镜头的特写镜头。伊娃直率的言行和她准确的用词直指人心，但最终，她还是屈服了，盼望着（和影片开场时一样）母亲的归来。这封首尾呼应的信件似乎暗示着女主人公正被一根环状的绳索所捆缚，像一首希望与停滞并存肖邦的前奏曲。
　　
　　《秋天奏鸣曲》探索了人性的弱点和打破常规的艺术手法。伯格曼的特写镜头常常推得很近，几乎要“穿越他们的脸”。伯格曼似乎意识到“依靠女演员的脸部表情来揭示隐藏的真实也许也是一种谎言，因为这是艺术。”伯格曼从不去探讨真实，因为“这不存在！在每张脸的后面（最明显的是夏洛特的例子），存在着另一张脸，之后还有另一张脸……在千分之一秒的瞬间，一位演员就能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但由于它们之间的连续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你看到的只是一具真实的躯体。”（伯格曼，转引自塞缪斯，121页）6）对于整部影片，真实只是一种隐喻，因为“由连续画面组成的胶片序列在肉眼看来只是一组会动的影像”（塞缪斯，121页）。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如奏鸣曲--的“真实性”都是有选择的、主观和虚幻的，因此也必然包含情感的成分。


　　
　　然而，伯格曼的电影也探索了摆脱各种成规戒律，无拘无束、自由表现的可能性。影片一开始，到处弥漫着现代人的焦虑情绪，就像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那些含混的诗句：“言词努力/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