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现代社会中，明晰的边界是民族国家在其领土内进行社会整合的基础，这一整合表现为现代规划的实施。但在全球化条件下，边界日渐模糊，因而现代规划也难以为继——全球抽象生活模式的型构使民族国家边界内统一的时空系统对一般社会生活不再具有特殊的意义；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分别由于经济一体化趋势、全球公共观念和共同安排的增长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而逐渐超越边界的限制。现代规划的溃败使民族国家面临严峻挑战：国内新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的加剧与国内政治的逐渐衰败。面临此一情境，民族国家应开放其边界以适应全球化浪潮，同时应让社会在更多自治环境中获得繁荣，从而奠定国际社会和平的基础。
[关键词] 全球化；民族国家；边界；现代规划
民族国家作为一项领土政治安排，其存续的基础端赖于边界（border）的明晰与确证[1]，而民族国家也就“成为建构和维护边界的代理人”。[2]依其边界，民族国家维持着对外的独立性和对内的至高地位。就其对内而言，民族国家运用其至高权力地位进行内部的全面整合，建构出统一而单质的市民社会，并使自己与市民社会紧密相连，前者对后者进行调控与范导，这一调控与范导实质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现代规划。
马丁·阿尔布劳将现代规划视为“对围绕种种意图展开的种种人类活动的协调”，[3]它为民族国家内部普适性历史的创造提供了“统一的人类交往场地”和“单一的事件框架”。[4]概而言之，所谓民族国家的现代规划是指现代国家依其制度安排以达成边界内部一致性的各种行动。
尽管规划——或者说，统一的设计——历来遭到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和保守主义者（如柏克）等的反对，[5]但可以说，现代规划是民族国家表达力量与意志的形式，也是其自我成长的机制。在现代规划之下，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市民社会按照统一的原则、规范和程序运转。然而，全球化正在改变这一状况，它无情地销蚀民族国家的边界，从而使民族国家赖以成就现代规划的基础遭到了缓慢但几乎是致命的颠覆。
本文尝试运用社会和政治理论阐述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现代规划的溃败，并试图论述这一溃败给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民族国家现代规划是如何溃败的；第二部分阐述这一溃败给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所带来的严峻后果；结语为第三部分。
　　一 民族国家现代规划的溃败：边界的模糊化
全球化条件下，曾经用来保持民族国家内部统一和排除其外来干涉的边界已受到种种侵袭，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正超越边界的限制，其现代规划也因此而趋于崩溃。
（一）从理论来看，全球抽象社会生活模式的型构使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模糊。
“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时空的重组。”[6]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这便是现代性在全球传布所逐渐型构的全球抽象社会生活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影响另一地区社会生活的因素，这样，民族国家内部具体的社会生活将不再完全依赖于熟稔的人际关系，而依赖于一种全球网络。当具体的社会生活超出民族国家的限制而影响到另一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时，前一种生活就“脱域”（dis-embedding）于民族国家的边界，并在影响到另一种生活时“再嵌入”（re-embedding），[7]于此，时空的统一性对日常生活不再具有特殊意义。
“脱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依赖于所谓“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和“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即它依赖于专家所提供的知识以及由自发或建构所形成的抽象媒介（如货币），[8]而不再完全依靠于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手段。
由于“脱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存在对专家和符号系统的高度依赖，因而面临着不可规避的“风险”（专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对符号的信心也非时刻都存在），[9]但是，这一风险已无从由民族国家所能控制，也无从由它来化解此风险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既不能将社会生活限定于边界之内，也不能在本国边界范围内解决社会生活中由于风险所带来的困难。
（二）从实践来看，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生活、一般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正超越边界。
1．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存使经济生活脱离边界的限制。
首先，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等经济一体化形式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普遍模式而备受推崇。尽管经济一体化具有成员国应对全球化冲击的涵义（它以区域主义对抗全球主义），但显然，它也成为了全球化的一个步骤和组成部分。在经济一体化内部，零关税趋势和国民待遇原则使民族国家的经济要素早已在无边界的世界自由流动。
其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相互依存日趋明显。这意味着开放而非封闭是当代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选择。国内市场早已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一切经济生活已经融入或至少要求融入国际经济生活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全球经济的规约，这一体系以古老的核心—边缘模式继续演绎，民族国家不能脱离于这一根本的世界体系的制约，它的经济生活只有适当逾越边界才能获得足够的发展。[10] 
2．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社会的成长。
除了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之外，我们无法忽略另一个社会——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的存在。对于这一社会的本质，国际关系理论界有不同争论。“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旨在处理国家间事务的共同的国际安排。[11]而“斯坦福派”（‘Stanford’ approach）却强调全球性共同观念和文化。[12]无论如何，英国学派或斯坦福派都承认民族国家之外存在一个依靠规范或观念建构而成的超越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的全球社会。
实际上，全球化带来了丰裕的越界行动和人际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和其它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社会关系之“脱域”机制的形成，均使有别于民族国家内部生活的社会——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人际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而全球人际关系的拓展，又使得共同的观念在无数互动中滋生。比如现代性——如民主和科学——在全球的开拓已经使全球各国人民有了共同的话语，对于现代性的认同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和地域的共同精神气质。简言之，全球化开拓了新的超越边界的人际关系，由此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塑造并不断强化了人们的共同观念。在此基础上，新的规范、安排和机制应运而生，全球社会在这些共同观念和共同的全球安排和规范中促进了国际关系的新发展。不言而喻，这样的全球社会早已不是民族国家现代性规划所能控制的，它超出了规划的范围，不断腐蚀规划所赖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国家边界。
3．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增长使政治生活脱离边界的限制。
不仅经济与社会生活超越了边界的限制，国家政治生活也开始显现出全球特征。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全球问题的增长要求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国内事务与全球事务的一体化使国内政治过程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与支配；国内政治忠诚的部分转移。
首先，全球治理的出现。当代全球问题关涉到人类的前途，它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安全（如疾病的传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等）和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如生态与环境危机、难民潮、气候变迁等）。[13]在威胁和挑战人类前途的全球问题面前，没有任何民族国家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全球治理需要各民族国家以多边主义或相互协调的方式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民族国家将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力给国际组织，或将共同达成的条约与协议转化为国内立法条款以促进治理的共同目标的实现。在权力的转让与国际协定转化为国内立法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已经摆脱了边界的限制。
其次，国内政治的国际背景。国际事务对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