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议程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集团化趋势建构了国内政治过程的国际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国内政治只有适应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国内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的要求才能使自己运转下去。例如，在共同市场内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依赖于共同市场内其他成员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市场状况；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科技革新将成为与之紧密相连的欠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调整的依据；国际金融市场的状况影响到国内金融政策的制定；等等。而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金融政策的变更又将牵引其他政治过程——教育、就业、司法和官僚体系等——的变革。
第三，政治忠诚的转移。现代公民在全球化时代的忠诚对象不仅只限于民族国家，虽然爱国主义或温和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运动下仍旧有重新激发的可能性，但爱国主义情绪并不妨碍现代公民将政治忠诚投向边界之外的国际社会（如环保主义者和国际人道主义者）。
忠诚对象转移源于个体反思性（reflectivity）的形成。反思性能力塑造了新的自我批判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价值和信仰的自我重建。[14]当民族国家将个体的忠诚对象限制于国家本身受到个体的怀疑乃至批判时，新的忠诚对象便可能超出边界，尽管也有可能退回到比国家更小的单位，如社区或本地区的利益集团与宗教组织。[15]就前一情况而言，当忠诚对象超出民族国家之后，民族国家只能悲伤地面对民众的信仰逾越自己的边界而又无能为力。

　二 现代规划溃败的后果：社会冲突与政治衰败
民族国家由于边界的模糊化所导致的现代规划的溃败，使民族正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不但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矛盾将加剧并越出边界，而且国内政治也将面临民主的危机和腐败的冲击。
（一）国内社会和经济冲突的加剧及其国际化。
现代规划的溃败使民族国家所控制的内部冲突爆发出来了，甚至延伸到了国外。这一冲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曾经成功控制住了阶级冲突的福利政策在失败后导致了新的经济困境和种族主义的兴起（在西欧国家内部犹甚）；二是暴力的合法性垄断受到冲击后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的加剧。
1． 福利政策的失效。
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伴随着国家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虐待。血腥的资本主义发家史不仅催生了社会主义运动，也衍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寻求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结合成为新的制度设计的热点，福利国家便是这一设计的重大后果之一。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 [16]它确实成功地将阶级冲突从世界范围转移到了国内，并且事实上通过民主制度的建设又使之得到了缓解。[17]从北欧到西欧再到北美，先进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无一不采用温柔的福利手段扼杀了阶级斗争的雄心壮志。
而一俟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再确定，福利国家所长期运用的战略便失去了效能。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时代，福利国家的赤字财政变得非常脆弱，它不再能够为民族国家的经济单位（公司或利益集团）进行优先采购，不再能够充分保证全体公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也不再能够提供经济持续发展的黄金岁月和让人们在甜美的梦想中去从容地实现即定的生活理想[18]。
同时，民族国家边界的虚化导致了新的移民浪潮，这使得新的纳粹主义——它充满对移民的刻骨仇恨——在欧洲和北美沉滓泛起。新的冲突代替了古老的阶级斗争，民族国家内部的斗争转化为超越边界的民族斗争，福利国家——当代民族国家的典型形式——的现代规划面临着破产的窘境。
2．暴力合法性垄断受到质疑。
如果民族国家靠福利或社会保障体系曾经减缓了政治和阶级冲突，则它对暴力的合法性垄断曾经减缓了社会冲突。马克斯·韦伯（Marx Web）认为，民族国家拥有不证自明的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地位，并依此对社会进行权威性控制。[19]但是，暴力合法性正经历其实践危机和认同危机。
实践危机表现为民族国家在控制跨国犯罪上的无能。它无法只依靠本国的暴力垄断有效地打击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在内的跨国犯罪，在必要时它必须寻求他国暴力机关的合作与支持。
认同危机体现为分离主义与人道主义干涉。一方面，“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运动使一批要求独立的民族对所在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在激进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旗帜下，民族国家遭受着新的内部冲撞或分解，分离主义“带来了诸多民族、国家、地区的动荡和重新分化组合”。[20]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自己暴力的垄断性行使的合法性可能时刻遭到人道主义的评判。[21]国际人道主义的道义批判和事实干涉削弱了民族国家对本国暴力的合法垄断权利，因而对本国社会冲突的控制权也受到了来自边界之外的强权或国际社会的限制。
（三）国内政治的衰败。
这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中民主的缺乏所导致的国内政治过程的民主危机，而这一危机加速了代议政治自身所潜藏的极权趋向，从而引发政治在民间的冷落和它在自身运作过程中的腐败。
1．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国内政治民主受到损害。
全球化使国内政治卷入到了全球治理进程当中，然而全球治理中普遍的“民主赤字”（democracy deficit）的存在使国际治理的民主化绝非坦途。[22]因为全球治理中国家之间的义务担当与权利享用不是依据平等的民主方式，而主要根据民族国家的力量对比进行。譬如欧盟，欧洲议会的投票方式与欧盟的条约规则更多地反映了其中大国德国与法国的偏好与利益。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国内相关政治将成为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下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全球民主的缺失在国内政治日渐国际化的情境下，由于国内政治的运作不是经由国内的民主程序进行的，公民在涉及国际事务的国内政治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影响力与决策权，因而国内民主将深受其害。[23]
2．国内代议政治由于民主的危机与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而使它在民间受到冷落，并导致自身的腐败。
当国内民主的运作受到阻碍时，现代政治的弊端将逐步展现。民族国家内部政治过程是依赖代议政治——一种固定的民主程序——来完成的，而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民主危机将导致程序的中断，由此将导致国内政治的普遍衰败——政治在民间的冷落与政治在自身运作中的腐败。
首先，政治在民间的冷落更多地出于代议政治的特性，但全球化加剧了这一特性。从理论上来看，代议政治所规定和依存的民主程序使人们满足于一种容易操作、易于理解和可以预期的政治行动。这给予公民一种惰性，从而在完成选举义务之后，便将政治或行政行为交由自己的代理人而忽略直接的参与，使得政治精英开始操纵政治过程——全球“民主赤字”的存在又鼓励他们的这种操纵行为——政治成为一种新的行业而不是社会福利的保障力量。由此，代议政治这一典型的程序政治将国家分裂为两大部分：政治官僚或政治精英和普通沉默的大多数。后者对政治的高度信赖（或相反，高度的不信任）使政治在社会的冷落成为事实。[24]
其次，由于政治权力与市场的合谋所导致的公共领域的衰退使得政治过程流于腐败。由上所言，政治在民间的冷落会使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则一种完善的代议民主将产生极权政治的危险——当沉默的大多数任由政客们去操持权力时，极权变得顺理成章。而此时，某些市场（或利益集团）为获得权力的宠信从而获得市场中的优先权，便通过寻租活动（rent-seeking）收买政治权力。[25]于是，这些政客将在利益集团的怂恿下不恰当地挥霍手中的权力，也就是，权力开始不恰当地干预市场。这样，原本统一的市场可能在某些利益集团寻求权力保护时遭到分割，而一个分割了的市场也就意味着具有共同社会道德、理想和民主诉求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