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它将“成为社会内耗与权力阴谋下的牺牲品”。[26]
当政治极权和公共领域的败落同时出现，并导致权力与市场合谋时，严重的腐败现象产生了。而当政治在民间得不到统一的爱戴，而且在自身的运作中也腐败不堪时，则政治的衰败积重难返。
　　三 结语
全球化正在各个方面改变民族国家的面貌。本质上看，正是全球化对边界的销蚀抽离了民族国家赖以规划内部事务的前提，民族国家才由此发生了急剧的嬗变并将对国际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在此情境下，民族国家应适应时代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重新塑造自己的面貌并维持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单元的功能。
首先，民族国家应开放自己的边界，以合作而非完全自助（self-help）的方式谋求国际协调，使国内事务和国家利益与国际公共事务与国际利益相互调和与促进。[27]其次，应强调社会自治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繁荣。显然，一个相互包容的全球社会将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谐，并且有助于形成新的公共领域，从而使政治权力从腐败中获得新生。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它在失去了对社会的全面监控时，却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重建自我的机会。

[1] Edward S. Cohen, Globalization and Boundaries of State: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Governance: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14, No.1, January 2001.
[2] Globalization and Boundaries of State: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hanging Practice of Sovereignty, Governance: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14, No.1, January 2001.
[3]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页。
[4]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页。
[5] 参见（德）弗里德利希·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版，第41页；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6]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Hutchinson,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Polity Press, 2001. P.244.
[7]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另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页。
[8]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9] 对于全球化时代“风险社会”的论述参见《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著）和《自反性现代化》（贝克等著）。
[10] 参见（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巴西）特奥托尼亚·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另参见简军波，《落后国家与依附性发展》，《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1] Chris Brown, 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4). 另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238页。
[12] Chris Brown, 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4).
[13] 参见蔡拓，《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蔡拓等，《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英）尼格尔·多德著，《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另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32－39页。
[15]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16]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5页。
[17] 关于福利制度缓和了国内冲突的论述参见Bo Rothstein, Social Capital in the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Politics & Society, Vol.29, No.2, June 2001.
[18]（德）乌·贝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3页。
[19] （美）丹尼斯·朗，《权利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另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9页。
[20] 程人乾等，《涡流：20世纪民族主义潮汐透视》，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1]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1999年联合国大会中表示，古典的国家主权观念必须服从于“个人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他指出：“如果人道主义干预对主权来说真是一种难以接受的侵犯，则我们何以对卢旺达等地区大规模的、系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它们违背了我们人类共同体的训诫——作出反应？”见 Gareth Evans and Mohamed Sahnou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Breaking New Ground, Global Governance 7 (2001).
[22] Tony Porter, The Democratic Deficit i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Regulating Global Finance, Global Governance 7(2001).
[23] （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6页。
[24] （美）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7页，第96－108页。
[25] 参见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26] 简军波，陶国宏，《非规范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与维持》，《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7期。有关“公共领域”的论述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5页。
[27] 参见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