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后的世界经济：体制与增长(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它们没有能力(包括知识能力和经济能力)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制定，从而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民主权力，结果所得甚少(秦晓、凌晓东，2002)。发展中国家既然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力，因而自然也就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市场竞争。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被剥夺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因而它们一开始就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体系中的。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市场竞争弱势还和以下因素有关：第一，是制度弱势，如不健全的国内市场制度、独裁统治、腐败，以及由以上因素造成的错误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第二，是结构弱势，这种结构弱势包括国内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由进入壁垒造成的不利的国际分工(即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的国际分工)；第三，是能力弱势，如人力和货币资本的匮乏，缺乏基本的行政与企业的管理能力等(秦晓、凌晓东，2002)。
(三)“9．11”事件使经济全球化受阻
“9．11”事件是全球化过程中潜在危机的爆发。从以上对经济全球化福利分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国际经济中的市场强权排除了弱者的民主参与之后，世界共享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在一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说了算的全球化进程中，所有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规则实际上都变成了富人的规则(罗特科普夫，2002)。对于这样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在经济全球化中得益甚少或不能得益的国家和民族当然无法认同。在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而“9．11”事件可以看成是所有反对经济全球化行为中一种最为极端的做法。对“9．11”事件这种灭绝人性的恐怖活动进行公开的谴责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告诉人们，假如不对经济全球化潜在的危机予以有效的解决，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将是不容乐观的。不仅如此，在“9．11”事件发生后，就连全球化的积极鼓动者、一向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模式”的美国，也出现了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思潮：要求美国在全球战略中收缩的国内舆论得到越来越多的应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承担了过多的成本和责任；“是世界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需要世界”的观念正在成为孤立主义者的信条；批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如今一向自诩为“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正在受到挑战。不难想象，如果美国的对外开放度下降，那么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必将大大减慢。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可以为全人类带来福利的，但前提条件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有参与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制定的民主权力；假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获得这种权力，那么它们也就不可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不能是西方化，更不能是美国化，而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9．11”事件的发生恰好是美国把经济全球化变成“美国化”的结果。
三、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一)“9．11”事件使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正式转变为经济衰退
“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疲态。从2000年底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已开始减速。据美联储当时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工业生产持续12个月下降；商业公司的总利润下滑 20％，裁员100万；总体失业率上升至4．9％；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连续六个月持续走低；房屋销售和工厂订单连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挫。
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源于新经济的周期调整。新经济并没有改变经济周期，不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周期，而是属于康德拉季耶夫所说的长周期。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每个这样的周期都由两个阶段构成：平均25—30年的繁荣阶段；平均25—30年的衰退阶段。美国的新经济革命始于石油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的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在客观上要求一场既可以节省能源，又可以节省原材料的产业革命；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新经济的崛起。经过20多年一系列从无到有的技术创新，美国新经济的高频创新阶段基本结束，新经济开始转入成本竞争阶段。正是新经济发展的这种质变，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从长周期的繁荣阶段转向长周期的衰退阶段。因此，即使没有“9．11”事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要减速的。考虑到2000年第三季度开始的美国经济增长减速属于长周期性质的调整，所以在级别上至少是中级以上的，即“U”形调整。但是，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经济增长的“U”形调整曲线出现了拐点，即由经济增长减速迅速地转变成为经济衰退。
(二)美国经济衰退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增长的危机
世界经济的增长从来是不平衡的，它在结构上具有“中心一外围”的特征。世界经济增长的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是需要火车头的。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增长突然进入没有火车头的时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日本和德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1988年日本的经济泡沫被捅破，这台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首先熄火。1991年东、西德合并，再加上欧元的启动，以及德国在发展新经济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使得德国这台火车头也失去了推动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动力。由于日本与德国这两台火车头的先后熄火，亚洲经济与欧洲经济的增长不是出现危机，就是增长缓慢。于是，美国这台世界经济中能量最大、级别最高的火车头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简单地讲，在日本与德国这两台火车头熄火后，欧洲经济增长需要美国来拉动，亚洲经济的复苏需要美国刺激，拉美经济的稳定需要美国支持。但是，“9．11”事件发生后，由于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增长因失去最后一台火车头而走向衰退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了。首先，拉美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急剧的动荡，阿根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次，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被推迟了，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而且还发生了可怕的社会动乱。最后，就连一向稳健的欧盟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衰退，在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破产效应，安然公司的突然倒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美国经济走向衰退相联系的。因为经济衰退会导致债务链的中断和财务约束的硬化，从而使得那些具有潜在财务危机的公司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三)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心一外围”的增长结构是基本不变的，但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地位却是经常转换的。农业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中心显然是在中国、印度、埃及等国；随着航海业的日渐发达，商业文明的时代到来了，地中海国家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起源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工业化经济时代第一个中心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和金融等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日本与德国先后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国家。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日本有走向边缘化的趋势，德国已经明显衰老了，人们寄希望于美国经济的尽快复苏。但是，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国的中心地位开始受到冲击：第一，是新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将会使得美国经济出现较长时间的低靡。在今后几年中，假如有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积极干预，或许会使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但这样的复苏不是来源于基本面的根本性好转，而是政策性的复苏，因而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是非常有限的。第二
(三)“9．11”事件使经济全球化受阻
“9．11”事件是全球化过程中潜在危机的爆发。从以上对经济全球化福利分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国际经济中的市场强权排除了弱者的民主参与之后，世界共享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在一个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说了算的全球化进程中，所有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规则实际上都变成了富人的规则(罗特科普夫，2002)。对于这样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在经济全球化中得益甚少或不能得益的国家和民族当然无法认同。在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而“9．11”事件可以看成是所有反对经济全球化行为中一种最为极端的做法。对“9．11”事件这种灭绝人性的恐怖活动进行公开的谴责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告诉人们，假如不对经济全球化潜在的危机予以有效的解决，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将是不容乐观的。不仅如此，在“9．11”事件发生后，就连全球化的积极鼓动者、一向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模式”的美国，也出现了孤立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思潮：要求美国在全球战略中收缩的国内舆论得到越来越多的应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承担了过多的成本和责任；“是世界需要美国，而不是美国需要世界”的观念正在成为孤立主义者的信条；批评“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如今一向自诩为“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正在受到挑战。不难想象，如果美国的对外开放度下降，那么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必将大大减慢。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可以为全人类带来福利的，但前提条件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有参与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制定的民主权力；假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获得这种权力，那么它们也就不可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不能是西方化，更不能是美国化，而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9．11”事件的发生恰好是美国把经济全球化变成“美国化”的结果。
三、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一)“9．11”事件使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正式转变为经济衰退
“9．11”事件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疲态。从2000年底开始，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已开始减速。据美联储当时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工业生产持续12个月下降；商业公司的总利润下滑 20％，裁员100万；总体失业率上升至4．9％；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连续六个月持续走低；房屋销售和工厂订单连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挫。
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源于新经济的周期调整。新经济并没有改变经济周期，不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周期，而是属于康德拉季耶夫所说的长周期。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每个这样的周期都由两个阶段构成：平均25—30年的繁荣阶段；平均25—30年的衰退阶段。美国的新经济革命始于石油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后的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在客观上要求一场既可以节省能源，又可以节省原材料的产业革命；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新经济的崛起。经过20多年一系列从无到有的技术创新，美国新经济的高频创新阶段基本结束，新经济开始转入成本竞争阶段。正是新经济发展的这种质变，使得美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从长周期的繁荣阶段转向长周期的衰退阶段。因此，即使没有“9．11”事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是要减速的。考虑到2000年第三季度开始的美国经济增长减速属于长周期性质的调整，所以在级别上至少是中级以上的，即“U”形调整。但是，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经济增长的“U”形调整曲线出现了拐点，即由经济增长减速迅速地转变成为经济衰退。
(二)美国经济衰退必然会引起世界经济增长的危机
世界经济的增长从来是不平衡的，它在结构上具有“中心一外围”的特征。世界经济增长的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是需要火车头的。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增长突然进入没有火车头的时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日本和德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1988年日本的经济泡沫被捅破，这台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首先熄火。1991年东、西德合并，再加上欧元的启动，以及德国在发展新经济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使得德国这台火车头也失去了推动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动力。由于日本与德国这两台火车头的先后熄火，亚洲经济与欧洲经济的增长不是出现危机，就是增长缓慢。于是，美国这台世界经济中能量最大、级别最高的火车头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简单地讲，在日本与德国这两台火车头熄火后，欧洲经济增长需要美国来拉动，亚洲经济的复苏需要美国刺激，拉美经济的稳定需要美国支持。但是，“9．11”事件发生后，由于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增长因失去最后一台火车头而走向衰退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了。首先，拉美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急剧的动荡，阿根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次，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被推迟了，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不仅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而且还发生了可怕的社会动乱。最后，就连一向稳健的欧盟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衰退，在美国国内也出现了破产效应，安然公司的突然倒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美国经济走向衰退相联系的。因为经济衰退会导致债务链的中断和财务约束的硬化，从而使得那些具有潜在财务危机的公司很容易被识别出来。
(三)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中心一外围”的增长结构是基本不变的，但是，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地位却是经常转换的。农业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中心显然是在中国、印度、埃及等国；随着航海业的日渐发达，商业文明的时代到来了，地中海国家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起源于英伦三岛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工业化经济时代第一个中心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和金融等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日本与德国先后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国家。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日本有走向边缘化的趋势，德国已经明显衰老了，人们寄希望于美国经济的尽快复苏。但是，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国的中心地位开始受到冲击：第一，是新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将会使得美国经济出现较长时间的低靡。在今后几年中，假如有美国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积极干预，或许会使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但这样的复苏不是来源于基本面的根本性好转，而是政策性的复苏，因而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是非常有限的。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