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后的世界经济：体制与增长(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是美国政府现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会使世界出现更加严重的分裂，假如这种政策不予更改，即使美国经济真的复苏了，它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会像在“全球主义”政策下那样大。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来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谁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根据过去的经验，一国只要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与制造能力，最好再加上巨大的国内市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美国)，就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在殖民主义已被世界人民彻底抛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同时并行的今天，仅仅具备以上条件显然是不够的。今天能够成为火车头的国家不仅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要大，而且还应具有兼容性很强的先进文化，并勇于承担世界责任。
四、中国面临新的机会
“9．11”事件不会使中国经济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并且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内需的经济大国。目前世界上增长率高于5％以上的三个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具有一定内需的大国足以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9．11”事件的发生为我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在世界经济衰退的今天，如果中国可使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那么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就会迅速趋于缩小。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在世界经济缺乏火车头的今天，中国理应承担世界责任。而这正是中国作为大国的一种发展机遇。
为了抓住这样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做出以下创新或调整：首先是文化创新。今天的世界，在文化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张扬个人价值的文化，另一方则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压抑个人价值的文化。这两种较为极端的文化较量的结果，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文化占据上风，对世界文明与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文化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兼容性的先进文化，那么中国就能真正确立起世界大国的地位。其次是体制创新。中国体制上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仍然没有真正从市场经济活动中退出。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们进入市场的壁垒很高，企业家精神被压制，从而导致社会创新不足；市场被地方政府分割成为地方性的市场，中国的企业缺乏成长空间，从而造成大企业的稀缺和国际竞争力的不足；市场经济秩序由于政府的介入而缺乏公正性，市场信用和契约制度难以发挥作用，以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没有诚信的道德危机。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也会严重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当承担的大国责任。很显然，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真正地退出市场活动，完成由市场主体到市场秩序监管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的、功能转变。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为什么政府的职能就是转变不过来?归根到底在于政府有自己的企业，并且还掌握着所有微观主体进入市场的审批权。所以，要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不进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是要建立有效的发展模式。这种有效的发展模式至少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二，是可以在国内实现地区间梯度分工和雁形发展，进而使中国不同的地区都可以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三，还必须是充分就业的。
所以，结论是非常明确的，“9．11”事件给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机会，但是从本质上讲，“9．11”事件事实上给中国提出了新的发展与改革的课题。
参考文献：
亨廷顿(1998)：《文明的冲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华民、孙烽(2000)：《经济全球化的成因、特征、效应与中国的应对》，《复旦学报》第5期。
吉尔平(1989)：《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吉尔平(2001)：《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特科普夫(2002)：《在此之后》，[美]《华盛顿邮报》1月20日。
秦晓、凌晓东(2002)：《经济全球化：目标、途径和我们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塔勒比(2001)：《本·拉丹本身无足轻重》，［法］《青年非洲》周刊12月24日。
俞可平(2002)：《中国学者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学习时报》1月21日。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Press, UK.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London, Academic Press.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世界需要新的火车头来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谁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根据过去的经验，一国只要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与制造能力，最好再加上巨大的国内市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美国)，就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在殖民主义已被世界人民彻底抛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同时并行的今天，仅仅具备以上条件显然是不够的。今天能够成为火车头的国家不仅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要大，而且还应具有兼容性很强的先进文化，并勇于承担世界责任。
四、中国面临新的机会
“9．11”事件不会使中国经济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并且还是一个具有一定内需的经济大国。目前世界上增长率高于5％以上的三个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具有一定内需的大国足以说明这一点。
事实上，“9．11”事件的发生为我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在世界经济衰退的今天，如果中国可使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那么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就会迅速趋于缩小。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在世界经济缺乏火车头的今天，中国理应承担世界责任。而这正是中国作为大国的一种发展机遇。
为了抓住这样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需要做出以下创新或调整：首先是文化创新。今天的世界，在文化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张扬个人价值的文化，另一方则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典型代表的、极端压抑个人价值的文化。这两种较为极端的文化较量的结果，不管最后是哪一种文化占据上风，对世界文明与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文化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兼容性的先进文化，那么中国就能真正确立起世界大国的地位。其次是体制创新。中国体制上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仍然没有真正从市场经济活动中退出。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人们进入市场的壁垒很高，企业家精神被压制，从而导致社会创新不足；市场被地方政府分割成为地方性的市场，中国的企业缺乏成长空间，从而造成大企业的稀缺和国际竞争力的不足；市场经济秩序由于政府的介入而缺乏公正性，市场信用和契约制度难以发挥作用，以至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没有诚信的道德危机。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而且也会严重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当承担的大国责任。很显然，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真正地退出市场活动，完成由市场主体到市场秩序监管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的、功能转变。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为什么政府的职能就是转变不过来?归根到底在于政府有自己的企业，并且还掌握着所有微观主体进入市场的审批权。所以，要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不进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是要建立有效的发展模式。这种有效的发展模式至少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二，是可以在国内实现地区间梯度分工和雁形发展，进而使中国不同的地区都可以获得比较优势的；第三，还必须是充分就业的。
所以，结论是非常明确的，“9．11”事件给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机会，但是从本质上讲，“9．11”事件事实上给中国提出了新的发展与改革的课题。
参考文献：
亨廷顿(1998)：《文明的冲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
华民、孙烽(2000)：《经济全球化的成因、特征、效应与中国的应对》，《复旦学报》第5期。
吉尔平(1989)：《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吉尔平(2001)：《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特科普夫(2002)：《在此之后》，[美]《华盛顿邮报》1月20日。
秦晓、凌晓东(2002)：《经济全球化：目标、途径和我们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塔勒比(2001)：《本·拉丹本身无足轻重》，［法］《青年非洲》周刊12月24日。
俞可平(2002)：《中国学者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学习时报》1月21日。
Rostow. W. W (196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Press, UK.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London, Academic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