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一体化中的中日经济合作(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4
9.4
ASEAN 39.5 17.3 22.2
Korea 34.5 11.3 23.2
Taiwan 30.5 5.0 25.2
Australia 8.5 3.4 5.0
Russia 8.0 2.2 5.8
Canada 6.9 3.2 3.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2001 年。
同战后初期的日本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方针是在国民收入水平上逐步赶上发达国家。不仅如此，经过50 年～100 年的努力，中国还要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提高技术装备程度（measured by capital stock/number of workers）。 而在技术装备程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则必须加快Solow 意义上的技术进步速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除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推动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通过体制改革建立各种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后来，在继续推行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又大力推行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把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放在中心地位。在执行开放方针的初期，由外国企业提供订单、原材料和技术的加工贸易对中国创造就业机会、换取外汇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进口的各种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使中国的传统产业加强了竞争力。而后，从外国引入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的政策则有力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虽然大量生产线的重复引进造成了资源浪费，但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不得不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企业逐渐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在开放的前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大部分是香港特区和其他东亚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在90 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特别是名列FORTURE 五百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希望，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但能带来资本而且能带来最新的技术。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了研究和开发R&D 部门。
在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初期。中国进口日本的资本品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耐用消费品。中国则向日本出口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两国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两国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贸易摩擦。日本作为中国资本品（生产线）的提供国，为中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70 年代末，中国从日本引进了整套炼钢设备，建立了先进的宝山钢铁公司。在80 年代和90 年代，中国又从日本引进了生产彩电、收录机、洗衣机、空调等生产线。这些生产线的引入不但使中国实现了产业升级，而且使中国机电产品成为世界市场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中间产品或原材料的提供国，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中国缺乏生产高质量服装面料的能力，从日本和其他国家进口的服装面料对中国服装出口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两国的贸易中，日本的商社和中小企业在提供原材料、技术指导和寻找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它们的努力中日两国的贸易是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
由于中国在提升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方面的努力，中国对日出口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品的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的40％ 上升到1999 年的80％。 其中，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0.5％ 上升到1999 年的11％。 其他重要制造品如机电产品、交通设备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出口都有了很大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有了明显下降。在2000 年中国对日出口中，最重要的商品为成衣（27％）、 机械、运输设备（22％）、 办公设备和运输设备（5％）、 纺织品（4.9%）、化工产品（3.6 2％）。（注２）
事实说明，日中两国的贸易联系，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高度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也并非是日中贸易的唯一受益方。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增长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经济要恢复活力就必须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我认为，日本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劳动成本过高。而后者的原因又是日本人的生活费用过高（当然，日本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制度也是导致劳动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为降低生活费用，日本政府必须通过财政或其他手段，减轻日本民众的各种生活负担。事实上，中国为日本市场提供廉价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有助于日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从中国的廉价进口加重了日本的通货收缩的看法是荒谬的。
（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达的秘诀就是通过进口廉价原材料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来实现资本积累的。这点，日本真不如美国“想得开”。）
应该说，尽管出现过农产品争端，但日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仍然是良好的。中国方面应该体谅日本在进行结构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避免由于对日出口的过度增长而引起贸易摩擦。日本方面则应加速结构调整，而不要大谈“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落后30～40 年，日中两国经济是高度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中国对日本经济构成不了什么威胁。真正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的是缺乏进行改革决心的日本人自己和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仍在试图“sell Japan”的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香港特区始终是大陆中国的最重要投资来源地。在从1979 到2000年的20 年时间中，在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来自香港特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48.50% 和48.89% 。其他的重要投资来源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它们在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8.96%, 5 .74%, 7.07%, 5.23% 和8.62%,7.98%, 7.51%, 4.88% 。整个东亚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都超过了65%（注３）， 日本对中国的FDI 在1998 年到达高峰（注4）， 此后逐年下降。在2000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占中国所吸引FDI 总额的8.22％, 其比重远远低于香港特区和美国。1998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就超过了日本，成为香港特区之后的中国的第二大投资来源。根据中国的最新官方报道，在从1999 年到2001 年的三年中，美国对中国的FDI 正在赶超香港特区，不久将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2001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达到了680 亿美元（注５）。
90 年代后期日本对华FDI 的减少，同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海外投资普遍减少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FDI 在日本全部FDI 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下降了。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在1995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为US$ 4.47 billion ，占日本全部FDI 的8.8％。但是，在1999 年日本对华FDI 仅为US$751 million, 只相当于当年日本全部FDI 的1.1％（注 6）。 应指出，关于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可能是不准确的。一些日本企业并不报告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数额。但是，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90 年代后期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在比重上都明显减少，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可能同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前景的判断有关，也可能同日本企业的投资战略有关。由于担心国内失业问题加重，害怕培养竞争对手，日本国内舆论表现出对“产业空洞化”的强烈担心。所谓“产业空洞化”实际上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重要方式，明明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要将其称之为具有贬义的“空洞化”，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90 年代后半期日本企业对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消极态度同日中两国作为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十分不相称的。如果日本对华投资得不
ASEAN 39.5 17.3 22.2
Korea 34.5 11.3 23.2
Taiwan 30.5 5.0 25.2
Australia 8.5 3.4 5.0
Russia 8.0 2.2 5.8
Canada 6.9 3.2 3.8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2001 年。
同战后初期的日本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方针是在国民收入水平上逐步赶上发达国家。不仅如此，经过50 年～100 年的努力，中国还要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尽快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提高技术装备程度（measured by capital stock/number of workers）。 而在技术装备程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则必须加快Solow 意义上的技术进步速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除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推动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通过体制改革建立各种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后来，在继续推行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又大力推行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把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放在中心地位。在执行开放方针的初期，由外国企业提供订单、原材料和技术的加工贸易对中国创造就业机会、换取外汇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进口的各种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使中国的传统产业加强了竞争力。而后，从外国引入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的政策则有力推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虽然大量生产线的重复引进造成了资源浪费，但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不得不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企业逐渐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在开放的前期，进入中国的外资大部分是香港特区和其他东亚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在90 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特别是名列FORTURE 五百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希望，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但能带来资本而且能带来最新的技术。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了研究和开发R&D 部门。
在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初期。中国进口日本的资本品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耐用消费品。中国则向日本出口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两国经济合作的基本特征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两国之间也不存在什么贸易摩擦。日本作为中国资本品（生产线）的提供国，为中国实现产业结构的转移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70 年代末，中国从日本引进了整套炼钢设备，建立了先进的宝山钢铁公司。在80 年代和90 年代，中国又从日本引进了生产彩电、收录机、洗衣机、空调等生产线。这些生产线的引入不但使中国实现了产业升级，而且使中国机电产品成为世界市场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中间产品或原材料的提供国，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中国缺乏生产高质量服装面料的能力，从日本和其他国家进口的服装面料对中国服装出口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日两国的贸易中，日本的商社和中小企业在提供原材料、技术指导和寻找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它们的努力中日两国的贸易是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的。
由于中国在提升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方面的努力，中国对日出口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品的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的40％ 上升到1999 年的80％。 其中，办公设备和通讯设备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0.5％ 上升到1999 年的11％。 其他重要制造品如机电产品、交通设备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出口都有了很大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有了明显下降。在2000 年中国对日出口中，最重要的商品为成衣（27％）、 机械、运输设备（22％）、 办公设备和运输设备（5％）、 纺织品（4.9%）、化工产品（3.6 2％）。（注２）
事实说明，日中两国的贸易联系，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高度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也并非是日中贸易的唯一受益方。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增长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经济要恢复活力就必须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我认为，日本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劳动成本过高。而后者的原因又是日本人的生活费用过高（当然，日本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制度也是导致劳动成本过高的重要原因）。为降低生活费用，日本政府必须通过财政或其他手段，减轻日本民众的各种生活负担。事实上，中国为日本市场提供廉价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有助于日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认为从中国的廉价进口加重了日本的通货收缩的看法是荒谬的。
（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达的秘诀就是通过进口廉价原材料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来实现资本积累的。这点，日本真不如美国“想得开”。）
应该说，尽管出现过农产品争端，但日中两国的贸易关系仍然是良好的。中国方面应该体谅日本在进行结构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避免由于对日出口的过度增长而引起贸易摩擦。日本方面则应加速结构调整，而不要大谈“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比日本经济落后30～40 年，日中两国经济是高度互补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中国对日本经济构成不了什么威胁。真正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的是缺乏进行改革决心的日本人自己和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仍在试图“sell Japan”的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香港特区始终是大陆中国的最重要投资来源地。在从1979 到2000年的20 年时间中，在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来自香港特区的投资比重分别为48.50% 和48.89% 。其他的重要投资来源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省和新加坡。它们在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分别为：8.96%, 5 .74%, 7.07%, 5.23% 和8.62%,7.98%, 7.51%, 4.88% 。整个东亚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累计协议投资和实际投资中的比重都超过了65%（注３）， 日本对中国的FDI 在1998 年到达高峰（注4）， 此后逐年下降。在2000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占中国所吸引FDI 总额的8.22％, 其比重远远低于香港特区和美国。1998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就超过了日本，成为香港特区之后的中国的第二大投资来源。根据中国的最新官方报道，在从1999 年到2001 年的三年中，美国对中国的FDI 正在赶超香港特区，不久将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2001 年美国对中国的FDI 达到了680 亿美元（注５）。
90 年代后期日本对华FDI 的减少，同9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海外投资普遍减少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华FDI 在日本全部FDI 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下降了。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在1995 年日本对中国的FDI 为US$ 4.47 billion ，占日本全部FDI 的8.8％。但是，在1999 年日本对华FDI 仅为US$751 million, 只相当于当年日本全部FDI 的1.1％（注 6）。 应指出，关于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可能是不准确的。一些日本企业并不报告本企业的海外投资数额。但是，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90 年代后期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在比重上都明显减少，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可能同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前景的判断有关，也可能同日本企业的投资战略有关。由于担心国内失业问题加重，害怕培养竞争对手，日本国内舆论表现出对“产业空洞化”的强烈担心。所谓“产业空洞化”实际上是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重要方式，明明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要将其称之为具有贬义的“空洞化”，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90 年代后半期日本企业对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消极态度同日中两国作为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是十分不相称的。如果日本对华投资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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