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u(2004)对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更直接的研究。我们能观察到许多FTA,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有国家取消已有的FTA呢?基于GATT条款24(FTA必须覆盖成员国之间几乎所有的贸易)所规定的一个重要条件,Qiu给出了一个解释。一个国家可能会得益于在它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背离FTA并保护国内企业,但是一旦这个国家背离了FTA,其它国家就会退出FTA,这个国家就会失去它在出口行业的利益。
(2)政治经济学方法
现实中,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使福利最大化,而是有很多其它目标和存在很多限制。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我们假设政府受游说影响,因此,政府最大化的目标包括游说所得之利益在内。近年影响最大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Grossman & Helpman(1994)提出的出售保护模型。他们用此模型来分析FTA的形成。在出售保护模型中,每个产业都会形成游说集团,每个游说集团对政府提出一个捐献计划。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关税)使得游说集团的捐献和全民福利的加权之和最大化。这决定了该国的均衡关税。在Grossman & Helpman(1995)的文章中,他们在出售保护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两国(A和B)之间形成FTA的可能性。A和B两国政府面临的决策是应否接受FTA。接受FTA意味着失去来自那些寻求保护的游说集团的捐献,但获得来自自由贸易的消费者福
利。要彻底分析这个均衡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着重于分析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形成FTA:是当贸易创造更大从而提高福利的情况下呢,还是当贸易转移更大从而降低福利的情况下?
回答这样的问题,不需要解出整个均衡解,而只需要聚焦于两个极为简单的情形。他们发现,当伙伴国之间的潜在贸易相对平衡时和当FTA增强对成员国的保护时,更可能形成FTA。这个结果的第一部分容易理解,但第二部分听起来违反直觉。当两国之间的潜在贸易相对平衡时,两国从FTA所获得的收益更均衡,从而政府更容易接受协定。至于第二个条件,那是因为政府想要获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尽管FTA减少A和B之间的保护,但会增加对从C国进口的关税保护。有了更多的保护,政治捐献会更多,而这一保护提高的条件是贸易转移必须更大。因此,当FTA导致更多的贸易转移从而降低福利时,FTA更可能形成。
还有一些其它的FTA政治经济学分析。Krishna(1998)把Grossman & Helpman(1995)扩展到非完全竞争情形并获得相似结果。Grossman & Helpman(1995)研究的是在给定游说形成的初始关税的情况下政府对FTA作的决策,然而Maggi & Rodriguez-Clare(1998)与Qiu(2004)直接考虑对FTA的游说。这后面两篇文章考虑一个游说博弈,其中游说者对政府的捐献是政府FTA决策的函数。Qiu(2008)考虑了一个双头垄断(每个国家只有一个企业)和产业内贸易的模型。每个企业都希望其政府对进口征税但同时对它国推动自由贸易以利于其出口。因此,每个企业需要先确定其立场,然后决定对政府捐献多少。他发现,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会游说支持FTA,而效率较低的企业会游说贸易保护(即不要FTA)。
(3)博弈论方法
Aghion et al.(2007)将FTA视为国家之间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结果。这种视角的确很接近现实世界。相应地,在他们考虑的博弈中,一个国家首先对另一个国家提出FTA的建议,后者于是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然后,这两国之一向第三个国家提出FTA建议,第三国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依此类推。他们检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全球自由贸易,而又在什么条件下达到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我们将在2.4小节中更详细地讨论此文。Yi(1996)也采取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FTA。他将区域FTA视为不同国家团体之间联盟的结果。
第三,实证分析。
尽管世界上存在很多FTA,但实证研究却很少。在这里,我们讨论两篇代表不同实证分析重点的文章。一篇是Baier & Bergstrand(2004)的静态分析,一篇是Egger & Larch(2008)的动态分析。读者可以参考这两篇文章里面的文献来找到其它FTA的实证研究。④
Baier & Bergstrand(2004)是第一个检验影响国家之间形成FTA的经济因素的文章。利用一个离散选择模型(这一模型为估计政府决策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框架,其中假设政府优化国民福利),他们发现,在解释形成FTA的概率上,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经济因素扮演重要角色。
回归分析表明,如果两国在距离上越接近,一对贸易伙伴离世界其它地方越远,两国经济规模越大而且其规模越相近,两国之间资本-劳动比例差异越大,或者相对于世界其余国家的资本-劳动比例的差异越小,那么,政府越倾向于达成FTA。Braier和Bergstrand利用他们的模型来“预测”或者解释现实世界的FTA。刚才提到的那些“纯经济”特征可以准确预测在1997年之前1431对国家之间所形成的285个FTA的85%,以及剩下没有FTA的1145对国家的97%。⑤
Egger & Larch(2008)利用1955-2005年的数据检验一些理论或者假说。他们发现已有的证据支持多米诺理论。这一理论断定,当已有的FTA扩张时,外部国家更可能在未来加入这些FTA。他们也发现已有的证据支持FTA浪潮理论:当已有的FTA扩张时,外部国家有更强的动力在未来形成新的FTA。当比较外部国家加入已有的FTA(多米诺理论)的动力与形成新的FTA(FTA浪潮理论)的动力时,他们发现多米诺效应强于浪潮效应。这项研究着重于了解一个FTA的形成对另一FTA在未来形成的动态效果。
为检验现有理论和找出形成FTA的新的解释,我们在将来需要有更多的实证研究。
(四)如何达成FTA
一个FTA是由两国或者多国签署的协议,因而它是国家之间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结果。因此,要回答FTA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我们无可避免地要使用含有谈判和讨价还价特征的模型。这是研究FTA中最欠缺的领域。Aghion et al.(2007)(缩写为AAH)是唯一与此相关的文章。我们注意到,文献中几乎所有其它的研究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什么是形成FTA的必要条件,而没有研究FTA是怎样形成的。AAH(2007)在一个充分地考虑了谈判过程的框架下讨论FTA的形成。模型假设有三个国家,A、B和C。国家C是领导者,它能选择序贯谈判或者是多边谈判。在序贯谈判中,C首先对其它两国之一,A或者B,提出建议。A或者B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是对A提出建议而且A接受,那么C接着对B提出另一个建议。如果B也接受,那么将形成一个全球的FTA{A,B,C}。如果B拒绝,那就只有一个区域性的FTA{A,C}。如果A在第一步就拒绝,那么C便转向B,如果B接受,便形成区域FTA{B,C}。如果A和B都拒绝C的建议,那就形成不了任何的FTA。另一个可能是,C首先向B提议而后向A提议。一个有趣的问题是,C会先向A还是B提出建议?答案取决于A和B的经济规模。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哪一个顺序更可能导致全球的FTA{A,B,C},答案取决于外部性。
如果C选择多边谈判,那么它对A和B提出一个全球FTA的建议。如果A和B都接受,就达成全球自由贸易;如果任何一国拒绝,就不会形成FTA。在多边谈判中,不会有区域性FTA的形成。
国家C选择序贯谈判或者多边谈判来使得它的收益最大化。这篇文章研究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序贯谈判,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多边谈判,哪一种谈判方式更可能达成全球自由贸易。结果决定性地取决于两国之间形成FTA对第三国的外部性的大小。这个模型也可用于分析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关系。
(五)哪些国家组成FTA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哪个国家更有动力去与别国组成F
TA?第二,如果A想组成FTA,它会选择B还是C?我们没有发现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研究。至于第二个问题,AAH(2007)从理论上考察了它,也有一些实证研究间接地讨论了它。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很简单,如果FTA是福利驱动的,且A-B FTA比A-C FTA能带给A更多的福利,那么A将会选择B。如果政府受游说的影响,且A-B FTA比A-C FTA能给A国的政策制定者带来更多的收益(游说捐献加上福利),那么A将选择B。然而,当我们要模型化或者检验这个问题时,它会变得很复杂。我们需要找到一个FTA比另一个FTA带来更多福利的条件,但是我们无法直接度量福利,因为如果我们不选择A-C FTA我们就无法观察到A-C FTA下的福利。AAH(2007)发现,如果A的市场规模比B大,C会首先对A然后对B提出建议。
其它一些研究发现,从福利的角度来看,一个基本的准则是:国家A应该选择它的主要供应国(从而带来更大的贸易创造和更小的贸易转移)。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贸易伙伴”假说。
Baier & Bergstrand(2004)的实证研究指出如下影响FTA配对的重要因素:经济规模,这些国家和其余国家的经济规模的差异;两国之间的距离,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距离;两国之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和世界其它国家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
(六)FTA与外部者
A和B之间的FTA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协议,但它会对其它国家,即外部者C,产生影响,即外部性。对于C,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FTA如何影响外部者的利益?第二,外部者如何对FTA做出回应?
如果FTA造成贸易转移,外部者(C)就会受损。如果FTA是很大的话,因为A和B会联合对C设置更高的外部关税,C还会受损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因为贸易转移减少了对C国产品的需求,C还受损于成本上升。在寡头竞争情况下,利润会转移向A和B的企业,更进一步损害C的企业。
Kemp-Wan定理很清楚地描述了FTA对外部者的影响。如果A和B能设置对C有利的共同关税,那么C就不会受损。
上述的部分预测已经得到数据的检验。其中,Egger & Larch(2008)检验并证实了下列预测:(1)FTA的存在加强了它国加入已有FTA的动力(相互依赖和FTA扩大化);(2)FTA的存在加强了相继成立新的FTA的动力(相互依赖和新FTA成立);(3)尽管现存的FTA影响新FTA成员的决策,高贸易成本会减弱这种影响(相互依赖和双边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