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 & Winters(2002)检验了FTA对外部者的贸易条件的影响。他们分析了从外部者(美国、日本、德国等)到巴西的外部(出口)价格，巴西是MERCOSUR里面最大的市场，MERCOSUR是一个包含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巴拉圭在内的关税同盟。Chang和Winters发现，由于巴西关税变化的直接影响以及巴西和阿根廷(及其它国家)之间零关税的间接影响，外部价格会发生变化。他们还发现，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会恶化，直接影响小于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与MERCOSUR的大小有关，而间接影响主要是贸易转移的结果。

　　(七)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

　　贸易自由化有三种形式：单边自由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WTO下的多边贸易协定。关于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重要的问题包括：(1)是否会有一个或者多个自由贸易区持续扩张以致包含全球所有国家；(2)形成区域贸易集团会提高还是会降低多边谈判成功的可能性；(3)多边主义对区域主义的影响是什么；(4)是多边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更可能带来全球自由贸易；(5)各国更偏好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Bhagwati(1993)用垫脚石和绊脚石这两词简洁地总结了上述议题。他问，区域FTA(或区域主义)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这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大众的广泛关注。

　　显然，这个问题需要采取动态的方法来分析。根据Baldwin(1995)的“多米诺”理论，当A和B形成FTA时，C参加A-B FTA或者形成C-D FTA的动力会提高。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一个FTA会带来另一个FTA。这种多米诺效应得到了Egger & Larch(2008)的实证支持。多米诺效应的含义是，区域主义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垫脚石。

　　Bond & Syropoulos(1996)也研究了多米诺效应，但没有局限于其存在性。他们在一个多国模型中分析动态均衡，并发现自由贸易区的个数会有一个最大值。这表明区域FTA不会导致全球FTA。Levy(1997)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考察区域FTA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关系。他发现，选择区域性自由贸易不能使本不可行的多边自由贸易变得可行，但可能使本来可行的多边自由贸易变得不可行。McLaren(1998)分析潜在的区域主义。他指出，当A和B的企业预期到未来A和B之间的FTA时，他们会相对彼此进行生产分工，同时相对于C国的生产降低它们的分工程度。这将提高A-B FTA的价值，但降低将FTA扩展到C的价值。因此，潜在的区域主义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绊脚石。在一系列文章中，Bagwell & Staiger(1997a，1997b，2004)在一个动态环境下研究区域FTA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问题。他们发现区域FTA在转型过程中会是垫脚石，但从长远而言会是绊脚石。

　　我们已经讨论了AAH(2007)，他们的结论对这个议题有着明确的含义：第一，在没有同盟外部性且存在GC超可加性⑥的条件下，全球自由贸易是唯一的均衡结果，而且这一结果不依赖于是否允许最惠贸易协定的存在。第二，在GC超可加性的条件下，当同盟外部性在至少一个跟随国为负的时候，领导国会选择序贯谈判。第三，当收益不是GC超可加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不会在均衡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当同盟外部性为负时，最惠贸易协定会有助于全球自由贸易；相反，当同盟外部性为正时，最惠贸易协定会阻碍全球自由贸易。

　　(八)FTA的影响

　　以上所有的讨论都局限于FTA的本身。在本节，我们讨论FTA对其它一些活动(例如FDI和离岸生产)的影响。

　　(1)FTA对FDI的影响

　　Antras & Foley(2010)利用扩展了的Helpman et al.(2004)来研究FTA对出口和FDI选择的影

　　响。他们先从分析中得到一些理论预测，然后利用美国在东盟国家的FDI来检验这些预测。在他们的模型中有三个国家，西方、南方和东方。所有异质性的企业都在西方。企业可以在南方和东方同时进行FDI，也可以只在一个国家有FDI而且用作出口平台来出口到另一国家。东方和南方的区别是，前者有一个比后者更大的市场。他们主要分析东方与南方建立FTA的影响。为此，他们首先求出FTA之前东方和南方之间的均衡，然后分析FTA之后均衡是如何变化的。在FTA之后，因为东方和南方之间的关税取消了，出口平台FDI的利润线变得更陡峭，也就是说，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从FDI中得到的利润会上升的更快。从而，他们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东方和南方之间的FTA使得在这个区域内从事FDI的西方企业数量增加。第二，东方和南方之间的FTA会导致西方企业在这个区域的进入和退出。Antras & Foley(2010)利用美国在东盟的FDI证实了这些预测。

　　(2)FTA对离岸生产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中间产品的贸易越来越重要。中间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最终产品。这一现象是与离岸生产活动的增加紧紧相关的。第二，差异化产品的贸易在不断增加。近期关注差异化产品贸易的文献为分析这个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其中，Antras & Staiger(2010)研究离岸生产的存在如何影响FTA以及FTA如何影响离岸生产。

　　为研究这些议题，他们构建了一个两国(H和F)模型。一种最终产品由H生产，所有的中间产品都从F进口。每一个H企业都和一个F企业配对，他们在生产特定的投入品(中间产品)上签订不完备的合约。在生产完成之后，两个企业对价格进行谈判。显然，这里存在常见的敲竹杠问题。

　　假设两国形成FTA。在自由贸易均衡下，因为存在敲竹杠问题，投入品的贸易量会被无效率地降低。Antras & Staiger找到了一个次优的贸易政策：允许最终产品的自由贸易，补贴投入品的进口。这一政策能解决敲竹杠问题，并使投入品的贸易量变得有效率。然而，因为H的厂商和F的投入品供应商要分享剩余，H国不可能单独解决国际间的敲竹杠问题。H政府有单方面的动力去干预投入品和最终品市场，而F政府有动力去对投入品出口征税。这一冲突给了贸易协定发挥作用的空间。如上所指，投入品的自由贸易不是最优的，但仅限于投入品的贸易协定无法取得完全的效率，这是因为最终产品市场仍然有扭曲。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离岸生产的兴起可能使得贸易协定的任务更为复杂，贸易协定需要扩展到更宽的政策层面。

　　三、结语

　　近期的区域贸易协定浪潮激发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文献和审视我们对FTA的理解程度。在此篇综述文章中，我首先提出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我又提出一系列问题，然后我们去检查在已有的文献中有哪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回答那些问题。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对整个文献已经回答了什么问题和哪些问题还没有回答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全景图，从而又帮助我们思考今后的研究题目。

　　大量文献都侧重于FTA的福利分析，理论研究尤其如此。最早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思想仍然是福利分析的最重要的概念。在实际中，我们更想要知道为什么成立FTA，FTA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国家更会参与FTA。政治经济学显然是思考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向，但这类分析通常都很复杂。我们没有很好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的文献中(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体系)。关于FTA对外部者影响的分析比较令人满意。这类分析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存在FTA浪潮，为什么FTA如此普遍。实证研究也为这类预测提供了一些支持。最近的实证研究鉴别出了一些决定国家之间形成FTA的重要的经济因素。

　　因为在现实中FTA是通过讨价还价和谈判形成的，为了更好地理解FTA的形成，显然需要我们的模型更具结构性和更接近现实。⑦然而，AAH(2007)似乎是唯一一篇试图在分析FTA的模型中包含更多结构的文章。我们希望将来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研究。

　　本人非常感谢哈佛大学Elhanan Helpman教授对本文的评论、北京对外贸易大学刘青教授的翻译工作，还有两位评审人的意见。本人曾在2010在上海举办的全国国际贸易夏季讨论班上演讲此文，从中受益匪浅。

　　注释：

　　①中国已经与APTS Ⅰ、APTS Ⅱ、东盟、澳大利亚、智利、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秘鲁和新加坡签订了区域贸易协定(见TWO网站)。

　　②其实，几乎整个FTA的文献都是关于产品贸易的。

　　③正如Magee(2008)所指，由于数据所限，大部分实证文章都是检验FTA如何影响贸易量，而不是如何影响社会福利。Magee(2008)最新的发现是FTA对贸易量的影响没有利用传统估计方法所说的那么大。

　　④如前所述，其它很多实证文章是估计FTA对贸易流量的影响。

　　⑤Magee(2003)也发现如果两国的贸易量很大，国家大小相近，或者同是民主国家，那么，它们组成FTA的可能性就更大。

　　⑥GC超可加性(Grand-Coalition Superadditivity)是指在全球自由贸易下的全球福利大于在任何组合的区域自由贸易区下的全球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