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其二，罗尔斯对正义理念的推导以及由之而来的对合法性界标的设置，无论具有什么样的诱惑和感召，也不能摆脱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样的过程只是在“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真空中进行的，因而文化的多元性、“建制化了的政治决策过程”，以及“同法治国原则背道而驰。并使组织良好社会面对一幅颇有讽刺意味镜像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政治发展趋势”等需要考量的因素，无一不消失在理论的地平之下。罗尔斯在《正义论》的补遗之作《政治自由主义》中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多元性的问题，作为政治正义之假设的“重叠共识”也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多元性的基础之上，由此路径导出的合法性解释方案依然是问题多多的。
　　哈贝马斯指出，实证主义传统的问题在于：其一，当它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删除任何有关价值关怀和规范指涉的因素时，它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如若隔离了对人的生存要素的突现，合法性自身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因为“合法性的客观标准是被统治者方面的事实上承认”，一种政治制度或者法律制度一旦被人们认为远离他们的生活，其合法性就变得十分脆弱了。其二，实证主义传统诠证合法性的经典公式，即“合法性等于合法律性”只有置放在特定的场境中才可能成立，否则，它根本无法经得起“精察洞问”的推敲。审视欧洲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最接近于形式法合理统治模式(即合法律性——引者注)的那种政治秩序，其本身并没有被感受为合法的；会这样感受的，充其量是那些从中得益的社会阶层以及它们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家。”这一状貌的更为极端的例子在于，那些独裁的政治和法西斯政权的形成，都是符合韦伯所界定的“规则合理性”、“科学合理性”、“可计算性”、“可操作性”等一系列法律形式的，但显然不能就此而得出“独裁政治和法西斯政权的产生是正当的、合法的”这样的荒唐结论。
　　哈贝马斯说，这两种传统在处理合法性上的失足，若是极为根本地概括就在于，它们都只是在“事实性”和“有效性”两者之间来回摇摆，而对它们的张力关系却不进行任何的说明。一种政治制度或者法律制度之所以能够是合法的，必须具备“事实性”和“有效性”两个向度：政治制度或者法律制度作为现实的政治构件，要能够被信任进而能够显明实际的政治、社会效果，这是“事实性”的向度；这种政治制度或者法律制度被信任是基于人们认为它是值得信任的而不是因为其它的原因，这是“有效性”的向度。对于政治合法性而言，这本来应当是紧密咬合在一起的两个向度，因为仅仅具备一个向度，并不一定理所当然地推出合法性。例如，仅仅具备“事实性”可能就会有两种情况：人们之所以信任一种政治或者法律制度，就是出于它是值得信任的，但也可能是出于种种外在的因素而不得不去信任，后一种情况显然就无法对合法性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在自然法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那里，“事实性”和“有效性”分明就是相互外在、彼此分离，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两个向度，这是它们的合法性基础总是难以达及厚重的真正内缘。
　　
　　二、公共领域作为合法性的基础
　　
　　哈贝马斯虽然对自然法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检点与批评，但他并没有将这两种传统简单、粗暴地推上思想的被告席，而是在指证它们不能处理“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关系的前提下，对其沉积下来的思想资源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进而将自然法传统彰明的价值的东西与实证主义传统彰明的事实的东西内在地统合在他自己对合法性的理解当中：“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然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对合法性如此这般的理解，是否就能够保证“事实性”和“有效性”的张力空间完全敞开，进而合法性的理想模态完全形成?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层层说明的问题：首先，“事实性”与“有效性”虽然对于合法性的理解而言都不可或缺，但后者相形之下无疑更为根本，因为一种政治或者法律制度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它在论证合法性时才具有思想的说服力。在这个意义上，“事实性”并不必然包含着合法性之“有效性”的基本要求，但反过来说有时却是可以成立的。其次，从现代法律秩序的创生来看，“有效性”向度的凸显根本不能依靠政治人物和法律专家的“良心发现”与“道德自觉”，而只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公民应该时时都能够把自己理解为他作为承受者所要服从的法律的创制者”，②因为在这样‘的语境中，公民不会不把自己的意志和生活故事接入到法律的创造过程中，一种值得信赖的法律的形成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再次，公民成为法律的创制者，并不意味着以一种检测“公意”(卢梭语)的方式来检测法律的民意，这种静态的统计学的方式并不能保证公民客观、真实、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合法性若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说明，是极其困难的。公民成为法律的创制者，毋宁说是要通过他们的意愿和意见的形成过程来得到保证，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公民才可能将自己的生活要素链接到法律的规范与事实当中，法律秩序的“有效性”才可能凸显出来，它与“事实性?之间的张力关系才可能得到确当的处理。这就触及到现代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合法性的根本内涵：“民主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程序条件和交往前提是唯一的合法性源泉”。
　　这样一来，哈贝马斯就把对合法性的说明转译成对交往行动理论的政治哲学诠证，交往、话语、商谈、程序等交往行动理论的概念由此成为合法性理论的关键之词。至于合法性理论因何能够与交往行动理论发生范式的通约，哈贝马斯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根由：其一，民主的商谈将议题和提议、信息和理由置放于可申解、可论辩的程序当中，人们即便不能直接地借此澄明什么样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主张是适恰的，什么样的政治措施和政治行为是应当予以取用的，这些政治要素也可以间接地从商谈中赢获出场与在场的根据和意义；其二，就作为合法性重要载体的法而言，它与交往行动并不断然分开，在很多情况下，它“以抽象而有约束力的方式，把由于具体的交往行动关联而为人所知的邻里熟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结构，传向匿名的、以系统为中介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商谈、也就是变得具有反思性的交往行动形式，对法的规范的产生(以及运用)具有一种构成性的作用。”
　　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的根由对于说明合法性理论为什么能够立基于交往行动理论之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于说明前者怎样立基于后者之上则还远远不够，因为交往行动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什么样的交往、在什么样的场域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