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而是以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为基点，它来自于公共领域和公众舆论，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讨论和批判活动使得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化成为可能，这在公共领域与法律、民主以及议会活动的关系呈现中得到了最为真实的说明。然而，这一状况只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界分开来因而公共领域获得了充分的市民社会的基础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在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资本主义政治语境中，市民社会由于政治国家的不断干预而失去其本真的存在结构，公共领域也由之而蜕变为没有根基、不能自足，甚至是受操纵的社会空间。这样一来，“公共性原则(公共领域的标志性内核——引者注)不再担负有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责任。尽管无限扩大的公共领域为了获得广泛赞同，向被剥夺了权利的公众反复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公众同时也远离了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以至于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在这一情形下，政治系统无论是根据自然法的传统还是实证主义的传统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它也难以还原到自由资本主义标指的政治语境中，因而也难以摆脱合法化危机的深层困扰。在这个意义上，指认公共领域与合法性之间的勾联，就是将公共领域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经验历史及其所蕴涵的思想资源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开发出来，进而使合法性的理解建立在交往理论而非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工作，这又是对经验的一种当下激活，因而在根本的意义上构成对合法性的重构。这种重构，自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吁求，它在现实的层面上也得到了回应：与新社会运动有着这样那样关联的“公民违抗”，就将抗议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虽然通过合乎法律的途径产生但又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决策，进而又“把有宪法结构的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与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连接起来”，以此抵制建制性政治的系统惰性并强化合法性的要求，这使重构合法性的公共领域基础成为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现实的一个交汇之点。
　　
　　三、罗尔斯的批评以及我们的简单结论
　　
　　由于哈贝马斯总是竭尽全力地从“有效性”、“民众交往”、“公共领域的商谈”以及“意见形成的程序”等方面来对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注解，所以他在由之而来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构筑中不但以不同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的方式厘定了合法性的内涵，而且实质上将合法性渲染成政治哲学的焦点性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突出政治的民众参与基础就是突出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虽然与以“正义”为核心的当今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享用着共同的理论前提，但其实与后者又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一情况在罗尔斯看来，就是自由主义与弱共和主义、正义与合法性(或者说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殊异与分歧。这样的殊异与分歧，使他与哈贝马斯之间发生理论的大交锋变得顺理成章。罗尔斯强调，哈贝马斯将政治哲学的焦点集中在合法性而非正义上，看上去是一个小问题，但如果不对其理论的虚妄进行指证，则难以在当代不同的政治哲学坐标之间进行孰优孰劣的价值排序与理念抉择。基于此，罗尔斯集中从四点批评了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
　　其一，合法性与正义并不一定存在一种对称关系。例如，一位合法的国王可以通过有效的政府来实施其统治，但即使这样，他的统治也可能并不正义。“因此，合法性是一个比正义更弱的理念，它给可行的行为所施加的约束也更弱一些。尽管合法性肯定与正义有一种根本性的联系，但它也是制度性的。”
　　其二，宪法民主实际上永远难以像哈贝马斯设计的那样通过公共领域的基础来安排其政治程序和政治争论。因为在实际的政治条件下，议会、法院等政治实体在它们的实践中必然要大大偏离哈贝马斯所预设的公共领域的图景与交往辩谈的理想。就民主选举来说，虽然要求经过适当的讨论、商谈后进行总结，最后才进行投票，但是，由于时间、地点等因素的限制，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对所有的证据和材料进行分析与评估。所以，人们通常都是在无所知晓的情形下进行投票，而公共领域在这样的过程中则根本无法承当哈贝马斯所指认的角色。
　　其三，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理想辩谈中推理与论证之程序的描述并不完善。因为一个直接的事实是，试图通过理想辩谈的交往过程来对待所有人的利益是不现实的，这可能会产生一种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平衡之功利主义的原则。而且，在讨论中要求达成一致极有可能限制公民在支持立法时所使用的理性，亦即，他们的推理理性被迫与其他公民的认识相一致，这就容易造成妥协性的观点。而“如果说，立宪民主的条件往往迫使各种群体拥护较具妥协性和理性的观点——假如这些观点是有影响的观点的话，那么，这些观点与各种理由的混合在一次公民缺乏对这些指南的意识的投票中，就会很容易导致非正义，即使该程序的结果合法。”这一缺陷，也正是第一点指涉到的问题。
　　最后，合法性作为一种程序性正义总是依赖于其可能性结果的正义，即依赖于实质性正义。这样，一切制度程序的法规和立法虽然应该被公民们看作是可以置放于公共领域中加以开放讨论的，但这种讨论只是构成了实质性正义和理性的背景，任何宣称纯程序的合法性理念和理性理念都只是虚幻的。
　　罗尔斯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人们对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进行质疑的那些突出的观点，同时他的批评也使得这一理论在当代学术场域中的思想效应被放大(就此而论，不让罗尔斯的批评出场，似乎就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把捉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这种情况与哈贝马斯对罗尔斯理论的批评如出一辙。然而，将所有这些问题安放到我们的学术场域中进行评价时，则应当小心谨慎。因为人们经常是通过处理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间的思想学案而走入哈贝马斯的思想世界并进而对他的理论做出种种评价，可人们又经常相沿成习地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学案，于是由此而来的评价由于隔离了真实的思想语境而变得不那么真实。例如，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做法就是，以哈贝马斯没有解决罗尔斯的问题而对前者进行这样那样的指责，甚至于在他的合法性理论上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可是，若是极为根本地审视会发现，虽然哈贝马斯也将“正义”以及与此相类似的价值理念看作是合法性不可缺少的内在元素，而罗尔斯也像哈贝马斯所指认的那样通过激活自然法传统的方式来回答合法性问题，但他们之间的相互批评基本上还是不同理论坐标中的问题的碰撞，因为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部集中论述合法性的著作的前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就在它(指资本主义一引者注)可以独占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自我理解的遗产的时刻，面对在全球性社会危机四伏的层面上积极推进对资本主义进行福利国家的、生态主义的驯服这个任务，它却气馁退缩了。对市场导控之经济的系统逻辑它毕恭毕敬；在国家科层之权力媒介的过分负担面前它至少是小心翼翼。但是，对于那种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