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受到威胁的资源——贮藏在法律结构之中、急需持续更新的社会团结——它却置若罔闻，缺少哪怕只是有些相似的敏感性。”在这段话中，哈贝马斯将以公共领域来说明合法性的理论范式又系于他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等工具主义的行为领域对价值的、规范的、人道主义的文化领域的遮盖使没有完成的现代性的推进变得步履维艰，而这正是合法化危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生的深层根源。即便不是站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立场上来指证这样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分析也是从批判理论的逻辑基点出发的，这与罗尔斯自然是大不相同的，因此简单地将罗尔斯作为标准来评价哈贝马斯，则难免有些理论错置的感觉，虽然罗尔斯对哈贝马斯的上述批评在某些方面点到了哈贝马斯理论的致命之处。
　　实质上，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出发论证合法性时，他与葛兰西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一致的，即对政治上层建筑问题的考察，不是主要通过说明经济基础而是主要通过说明文化问题来进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等等都是如此。而这些理论定位与思想观点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正是它们在真实的意义上揭示出现代社会的政治逻辑，揭示出如果不能将政治的根基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因素连接起来，政治结构的合理与合法是不可能获得充分的说明的。哈贝马斯将合法性的基础指认为公共领域而不是政治国家，显然就是这样一种葛兰西以降自上而下的思维路向的延伸。他认为在公共领域这样一个有着独特结构的社会文化世界中，可以确立起一套既指向个性自由发展又指向群体认同的普遍有效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规范，而政治结构越是向公共领域敞开，越是与这样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规范对接起来，就越是能够将“事实性”与“有效性”有机地结为一体，合法性自然也就越是能够为自己提供有说服力的辩护。这样一种与葛兰西，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惊人类似的理论指认，正说明哈贝马斯的理论思考不是偶然的学理预制，它与对其背后的历史与政治逻辑之场境的彰明是关联在一起的。这样的场境似乎也没有成为罗尔斯这样的政治哲学家心中认可的东西，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是在对这样的场境进行理解的原点上创构“正义”理念的。所以在我们看来，甚至于罗尔斯本人对哈贝马斯的有些批评都没有从后者真实的语境出发，因而不中肯的地方并非不存在；而人们在没有理解哈贝马斯理论之背后场境的前提下所做的种种评论，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也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毕竟，哈贝马斯提出的问题和从各个角度展开的说明，都是深刻的、有见地的，对于我们理解政治与社会、政治与文化、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域自律与私域自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事实与规范、法治与民主等等，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智慧。
　　然而，我们的论述并不在于怀着一种崇拜的心结来为哈贝马斯辩护什么，因为我们也认为他的理论布展中的确存在罗尔斯所指证的某些问题，例如公共领域、交往辩谈的抽象性、理想性等等。而且，既然罗尔斯这样一位西方语境中的哲学家都对哈贝马斯预设的情境(甚至于在哈氏看来是有经验作支撑的重构的情境)充满怀疑，我们自然也要提出质疑：哈贝马斯信誓旦旦地宣称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哲学指认，在中国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是否是完全适恰的、能够对号入座的?在这一问题面前，我们显然不可能有那么自信，这不仅是因为交往前提的一般抽象性，同时更是因为哈贝马斯所界划的公共领域、生活世界、市民社会等虽然已经成为中国学者据以引证的话语资源，但在现实性上却几乎不能找寻到它们的对应之物。不管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过于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或者是由于其它的什么原因，事实总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下，试图完全根据公共领域等来提升政治、法律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政治、法律建设无疑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如果我们并不愿舍弃哈贝马斯理论耕作中那闪光的真金子，这倒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