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凶恶的人、残酷的人、贪婪的人、不知足的人、不信神的人，你们也将遭受永久的不幸、诅咒，并且被判入地狱！”……我们知道，是谁继承了这种犹太人对价值的重新评价。一想起这可怕的、祸及全体大众的首创，这一由犹太人提出的所有战争挑战中最根本的挑战，我就记起我在另一场合（《善恶的彼岸》第一一八页）说过的话——即犹太人开始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那起义已经有了两干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对此模糊不清只是因为那起义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八 

　　——可是你们没有听懂？你们没有看到某种东西需要两千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有长期性的发展都很难观察、很难判断。可这是个大事：从那报复的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种：——从其它哪根树干中能够长出这种爱？……但是也不要误以为这种爱是对那种报复渴望的否定，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不是的！事实恰好相反！这种爱正是从那树干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最纯洁的亮度和阳光下逐渐逐渐地伸展开来的树冠。既使在光线和高度的王国里，这树冠也似乎以同样的渴求寻求着那仇恨的目的、胜利、战利品、诱惑，这种渴求使那种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渊中越扎越深，在所有的罪恶中越变越贪。拿撒勒斯的这位耶稣，爱的人格化福音，这位把祝福和胜利带给贫苦人、病患者、罪人的“救世主”，——他难道不正是最阴险可怕、最难以抗拒的诱惑吗？这诱惑和迂回不正是导向那些犹太的价值和理想的再造吗？难道以色列不正是通过这位“救世主”的迂回，这位以色列表面上的仇敌和解救者来达到其精心策划的报复行动的最后目标的吗？这难道不算是报复的一种真正重大的策略所使用的秘密非法的艺术吗？这不是一种有远见的、隐蔽的、缓慢的和严密策划的报复吗？以色列本身不正是这样被迫当着整个世界像唾弃死敌一样唾弃其报复的真正工具、并且让它钉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整个世界”，即所有以色列的敌人，都不假思索地吞下这诱饵吗？难道还有人能从精神的所有诡计中再想出一种更加危险的诱饵吗？什么东西的诱惑人、陶醉人、麻痹人、使人堕落的力量能和“神圣的十字架”这个象征、“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那恐怖的自相矛盾、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无法想像的最后的残酷行动的神秘色彩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肯定，以色列以这种情景，用其对迄今为止所有价值的报复和重新评定，不断地战胜了一切其它的理想，战胜一切更高贵的理想。—— 

　　九 

　　——“可是您还谈论什么更高贵的理想！让我们顺应现实吧！人民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奴隶’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暴民’，或者说是‘百姓’，随便您怎么去称呼它，反正这胜利是由于犹太人而获得的，而发起的！任何其他的人民都未曾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历史使命。‘主人’被打败了，平民的道德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同时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败血症（它已经在各个种族中融通蔓延），我不否认，无疑地，人类中毒了。‘拯救’人类于 ‘主人’的统治的事业正获全胜。一切都明显地犹太化了，或者基督化了，或者暴民化了。（不管用什么词吧！）这种毒症在人类全身的蔓延看来是不可阻止的了，其蔓延的速度从现在起倒是可能不断地放慢，变得更细致、更微弱、更审慎——人们还有时间……如今教会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任务，甚至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也许人们可以不需要教会？请回答吧。看上去教会是在阻止和控制而不是促进毒症的蔓延？这正可能是它的有用之处。可以肯定地说，教会简直就是粗鲁村野的东西，是和细腻的智慧，和一种本来很时髦的趣味相对立的，它难道不应当至少自我完善一点儿吗？……它如今得罪的人要比它诱惑的人多了……假如没有教会，我们之中有谁会成为自由思想家？是教会而不是它的毒素在和我们作对……撇开教会，我们还是热爱毒素的……——这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对我的讲话的反应——他是一个诚实的家伙，反正他明显地表现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一直在倾听我讲话，而且不容我沉默，可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充分的理由沉默。 

　　十 

　　奴隶在道德上进行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娩出价值：这种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像中的报复得到补偿。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场，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高贵的价值评定方式则相反；这些价值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它只是为了更心安理得、更兴高采烈地肯定自己才去寻找其对立面。它们的消极的概念如“低贱”、“平庸”、“坏”都是在与它们的积极的概念相比较后产生的模糊的对照，而它们的积极的概念则是彻底地渗透于生命和热情的基本概念：“我们是高贵者，是好人；我们是美的、是幸福的。”如果说贵族的价值方式有过失，强暴现实，那么这种情况就发生于他们不够了解的领域，他们不是去了解实情，而是矜持地进行自卫：有时他们会错误地判断一个他们所蔑视的领域，比如平民的领域，地位低下的人民的领域。另一方面，人们也要考虑到，不管怎么说，蔑视的情绪、倨傲的情绪、自负的情绪的产生，人们对蔑视情景的伪造，这都远远无法和无能者以受压抑的仇恨向他的对手（当然是虚构的）进行报复的那种虚伪相比。事实上，在这种蔑视中有过多的疏忽和轻浮，过多的不顾事实和不耐烦，夹杂着本来就过多的与生俱来的愉快心情，使这种蔑视能够把它的对象转变成真正的丑角和怪物。请注意，希腊贵族为了和地位低下的人民拉开距离，在所有有关的词句中加上几乎是仁慈的声调，怜悯、关怀、容忍这类的词一直不断地相互搅拌，并且包裹上糖衣，直至最后几乎所有和平民有关的词句就只省下了诸如“不幸”、“可怜”这类的表达（参见 deilos，deilaios，poneros，mo－chtheros，最后两个词的本意认平民为工作奴隶和负重的牲畜）——而另一方面，“坏”、“低贱”、“不幸”这类词又没完没了地用一个单音，用一种“不幸”占优势的音色，轰击着希腊人的耳朵；这是古老的、更高贵的贵族价值方式的传家宝，即使在蔑视时也不会须臾背弃。“出身高贵者”的确感到他们自己是“幸福者”，他们不是先和他们的敌人比较，然后才来人为地造就他们的幸福，或者使人相信，或者骗人相信他们的幸福（所有充满仇恨的人们都惯于此道）。他们浑身是力，因此也必然充满积极性，同样，他们知道，不能把行动从幸福中分离出去，他们把积极行动看成幸福的必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和无能者以及受压抑者阶层的“幸福”形成鲜明的对立，他们这些人感染了有毒和仇恨的情感，这些情感很快就被消极地表现为麻醉、晕眩、安宁、自由、 “安息日”、修养性情和伸展四肢等。高贵的人生活中充满自信和坦率（“血统高贵”强调 “真诚”，或许还有“天真”），而怀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和直率，他的心灵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隐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径和后门；任何隐晦的事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成为他的世界、他的保障、他的安慰，他擅长于沉默、记忆、等待，擅长于暂时地卑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