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膝、低声下气。这种仇恨者的种族最终必然会比任何一个高贵的种族更加聪明，而且它对聪明尊崇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它把聪明当做其生存的首要条件，而高贵者只是把聪明当作奢侈和精致的一种高雅的变味品来享受：——即使在这方面，聪明比起无意识的调节本能那样一种完美的功能性保障也早已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比起一种特定的不聪明来，比起某种更加勇敢的蛮干，哪怕蛮干会招灾树敌，比起那为所有时代的高尚灵魂都要重新认识的激怒、热爱、敬畏、感激和报复等等狂热的情感爆发来，聪明早已不再重要了。当一个高贵的人感受到怨恨的时候，这怨恨会爆发，并且消耗在一种瞬间的反应中，因此也就不会起毒化作用：此外，在许多场合下，高贵者丝毫不感到怨恨，而所有的软弱者和无能者却会毫无例外地感到怨恨。具有坚强完美的天性的人的标志是根本不会长期地把自己的敌人、不幸和失误看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塑造力、修复力、治愈力，还有一种忘却力（现代世界上有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米拉保，他记不住任何别人对他的侮辱和抵毁，他不能原谅别人，只是因为他把一切全忘记了。）这种人猛然一甩就抖落了许多寄生虫，而这些寄生虫却深入其他人的皮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才可能出现所谓的“爱自己的敌人”。一个高贵者已经向他的敌人表示了多少尊重！而这种尊重本身就是通向爱的桥梁……是的，他以己度自己的敌人，以自己的高标准要求敌人！是的，除了这种丝毫不值得蔑视，而且非常值得尊敬的敌人，他不能容忍其他种的敌人！试想，一个充满仇满恨的人构想出来的“敌人” 将是什么样的——这正是他的行动，他的创造：他构想了“丑恶的敌人”，构想了“恶人”，并且把它作为基本概念，然后又从此出发产生了余念，设想了一个对立面，即“好人”—— 

　　也就是他自己。 

　十一 

　　正好相反，精神高贵者预先自发地创造了“好”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从自身获得了这一概念，而后才由此引伸出一种关于“坏”的概念！这种起源于高贵的“坏”和那种产生于不知魇足的仇恨的大锅中的“恶”——这看上去同样是“好”物概念的反义词的—“坏” 和—“恶”是多么不相同啊！前者是附产品，是一种附加成分，一种补充色调，而后者却是本源、是起点，在奴隶的道德观念中是原始的创造活动。可是在这里同样被称为“好”的概念并不相同：最好还是过问一下，依照仇恨的道德究竟谁是“恶人”。最确切的答案是：这里的所谓“恶人”恰恰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好人”、高贵者、强有力者、统治者，他们只不过是被仇恨的有毒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形态。在这里我们至少要否定一点：谁要是把那种“好人”只认作敌人，那么他除了邪恶的敌人就什么也不认识。同样是这种人，他们被如此严格地束缚在习俗、敬仰、礼节、感戴之中，甚至被束缚在相互监视、彼此嫉妒之中，他们在相互态度的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如此善于思考，善于自我克制，如此温柔、忠诚、自豪、友好；一旦来到外界，接触到各种陌生事物，他们比脱笼的野兽好不了多少，他们摆脱了所有社会的禁锢，享受着自由，他们在野蛮状态中弥补着在和睦的团体生活中形成的长期禁锢和封闭所带来的紧张心理，他们返回到了野兽良心的无辜中，变成幸灾乐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强暴、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也许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的恶作剧，他们也许还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人们又有值得歌咏和颂扬的素材了。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内心都是野兽，他们无异于非常漂亮的、伺机追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隐藏着的内心时不时地会爆发出来，野兽必然要重新挣脱，必然要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他们都同样具有这种需要。高贵的种族不论走到哪里都留下了形成“野蛮人”的概念的痕迹，就连他们的最高等的文化中也显露出他们对于此种行为的一种意识，甚至是一种自豪（例如佩利克勒斯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辞中对他的雅典人民说：“我们的果敢打开了进入所有土地和海域的通道，在四外都不分好坏地树立起永恒的纪念碑。”）高贵种族的这种表现得如此疯狂、荒谬、突兀的“果敢”，这种不捉摸，这种甚至对他们自己的行动都难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别强调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们的这种满不在乎，以及对安全、肉体、生命、舒适的蔑视，对所有破坏行为，对所有胜利的淫欲和残酷的淫欲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的受害者勾画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或许是“哥特人”或者“汪达尔人”的形象。日耳曼人在初掌政权时激发的（现在又再次激发的）深刻和冷酷的不信任还总是那种无法消除的恐惧的尾声，许多世纪以来，欧洲怀着这种恐惧目睹了金发的日耳曼猛兽的震怒（虽然所有的古日耳曼人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更不用说血源上的联系了）。我有一次注意到赫西奥特的困难处境，当时他正思考文化时代的序列问题，并试图用金、银、铁来标志它们。他善于巧妙地处理光辉的、但也是如此可怖、如此残暴的荷马时代遗留下来的矛盾，使用的方法无非是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然后依序排列——首先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那个英雄和半神的时代，这是贵胄们仍旧保留在记忆中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有他们自己的祖先；接下去是金属的时代，也就是那些被践踏者、被剥夺者、被残害者、被拖走和被贩卖者的后代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据说这是矿石的时代，坚硬、冷酷、残忍、没有情感和良心；一切都被捣毁并沾满血污。假定，现在被当作“真理”的东西果如其然，假定一切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野兽驯化成一种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一种家畜，那么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那些反对的和仇恨的本能，那些借以最终羞辱并打倒了贵胄及其理想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文化工具，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说，那些具有这种本能的人本身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其实，相反的结论的正确性不仅是可能的，不！这在如今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这些具有贬低欲和报复欲本能的人，这些所有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奴隶的后代，特别是所有前亚利安居民的后代，他们体现的是人类的退让！这些“文化工具”是人类的耻辱，其实是一种怀疑，一种对“文比”的反驳！人们完全有理由惧怕并防犯所有高贵种族内心的金发猛兽，如果有人能够领悟到，不恐惧则永远无法摆脱失败者、贬低者、萎靡者、中毒者的嫉妒的眼光，难道他还会千百次地选择恐惧吗？这不正是我们的灾难吗？如今是什么构成了我们对“人”的反感？人使我们受苦，这是没有疑问的了，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惧怕他，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了。虫“人”已经登台，而且是蜂拥而至。“驯服的人”、不可药救的中庸者、令人不快的人已经知道把自己看成是精英，是历史的意义，是“上等人”。是的，他们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和大批失败者、病患者、疲惫者、萎靡之间尚有距离，在这段距离之后，当今的欧洲正在开始发臭，因此他们觉得自己至少还是比较适度的，至少还是有生活能力的，至少还是肯定生活的…… 

　　十二 

　　此刻，我不拟压抑我的感叹和我最后的期望。什么东西是我完全无法忍受的？是我独自一人无法结束的？是令我窒息、使我忍受煎熬的？是恶劣的空气！恶劣的空气！是某种失败的东西在接近我，是我被迫去嗅一种失败者的内脏……除此之外，人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苦难、贫困、恶劣天气、久病不愈、艰辛、孤寂？人基本上是能够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