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宗教伦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之障碍

　　韦伯认为，中国虽然对于资本主义并不是不需要的，但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功地发展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呢?他通过研究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一种像西方新教伦理那样的教化作为精神支柱。比如说儒教，它纯粹是一种人世的道德伦理。韦伯认为，以“孝”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儒教有其显著的特征，“孝是所有其它德行的源头”，它强调等级森严、个人的品行修养和自我完善，它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因此，儒教主张维持世俗秩序，即把现存世界作为一个“既有之物加以接受”；它惧怕和反对任何社会变革，认为社会秩序作为一种宇宙秩序是牢不可灭的。所以“儒教‘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它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历史上这一特性一直受到强调。”

　　西方新教伦理与中国儒教不同。韦伯指出：“伦理的宗教——尤其是新教伦理的、禁欲的各教派——之伟大成就在于冲破了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信仰共同体与一种共同的生活伦理，它优越于血缘共同体，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家庭相对立。”新教伦理为了理性地支配世界，主张变革，“重塑尘世”，而不是消极地适应俗世。“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理性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

　　那么道教又如何呢?韦伯认为它充满了巫术般的迷信。他指出：“要判断一个宗教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可以选用两个在很多方面互相联系的尺度。其一，是这个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其二，是这个宗教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个宗教本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韦伯认为，在中国被视为“异端”的道教的巫术园地里充满着迷信，是绝对违反理性的，在那里还缺乏任何自然科学的知识。可以说，“道教压根儿没有自己的‘伦理’，对它而言，是魔法，而不是生活方式决定人的命运”。另外，韦伯还认为，由于道教主张“天人合一”，反对变革，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永恒和谐的社会秩序，引导人们隐匿于世，离群索居。因此从道家崇尚“无为”中，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与道教不同，“禁俗主义的基督新教通过种种迹象表明，它已达到了最后阶段，从它所显示的大多数特点看来，它已将巫术完全彻底地摈除。就连在已纯化的圣礼与象征的仪式里，巫术也原则上被根除了。”韦伯认为，佛教作为一种愚弄民众的手段从印度传人中国后，尽管遭到种种磨难，但最终在民间还是稳固下来。佛教徒的“安魂弥撒”、“灵魂转世的信仰”、“来世报应”等各种戒规成了一种教化力量的统辖说教，通过精神麻醉进而成为一种驯服民众的手段。使佛教徒沉迷于超凡脱欲的虚幻意境和一种“四大皆空”于现状之中苟安。

　　通过对比分析，韦伯认为由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儒教与道教没有经过宗教变革，其宗教伦理精神不仅没有推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而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韦伯的论断一方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统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中国的宗教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教伦理文化，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一种沉淀，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它是历史的产物。儒家伦理除了蕴含诸多民族之“精华”以外，其中也不乏封建之“糟粕”，诸如“存天理灭人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庸之道”等一些封建伦理之枷锁，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过时的传统价值观对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语)。另一方面，韦伯的论断是非历史主义的，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把唯物主义方法不是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而是当作研究历史的行动指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毛泽东就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这一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的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和阻碍，使得“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同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虽然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帝国主义列强人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可见，韦伯把中国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仅仅归结为宗教的原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片面的和非历史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