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葛兰西在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非常关注理论与具体实践的结合，非常注重实践的具体性、灵活性。从一定意义上看，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反思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果。他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在俄国取得胜利，而在意大利等西欧工业先进国家却遭受失败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由于两者所面对的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他认为在俄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市民社会是流动的、少层次的、发展不成熟的，因此国家的本质主要体现为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只要采取暴力手段打烂这样的暴力机器就能马上取得胜利。但在意大利等这些工业先进的西欧国家，资产阶级则强大得多，他们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市民社会，因此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单靠暴力手段夺取国家的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措施占领市民社会的一切阵地。所以他反对简单地搬用列宁的理论来指导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而是主张根据各种具体实践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各种具体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式。针对西欧这些国家的实际，葛兰西认为革命要想继续，就必须有新的理论成果。

　　第四，葛兰西也像卢卡奇和柯尔施一样关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关注革命实践中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革命斗争，但他们关注的角度和侧重点也有所区别。卢卡奇突出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对革命的作用，柯尔施强调了哲学的革命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现实的重要方面，葛兰西则从意大利的革命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因而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争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进行变革的重要性。葛兰西把无产阶级革命看成由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等各方面的具体实践构成，而且他尤其突出文化领域的革命实践在西欧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葛兰西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承担者和传播者，他们对社会的稳定起着维护作用。由于有了这样一些人的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才能够得以加强和巩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关键问题就是要培养一大批思想进步、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掌握文化领导权，为最终夺取政权做好准备。

　　总之，在关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注重实践的变革现实的作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践等方面的总体性上，三人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对这些方面的具体内容的阐述则由于他们的理论切入点和理论目的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别。三人的实践观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也都各有一定的发展和开拓，当然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离。这些理论成果对于我们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