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创立历史科学以前，这一领域一直是唯心主义的天下，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统治着。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有史以来使我们能够认识哲学在理论中所表现的各种世界观，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哲学，它提供了改造世界观的手段——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力量平衡就被翻过来了，现在哲学中唯物主义能够统治唯心主义了。他说：“马列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中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正像马克思说的，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属已或为‘改变世界’即革命的武器。”
　　阿尔都塞认为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十分正确，任何一种哲学，无论哲学家喜欢与否，都是有党性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的党性原则，宣称自己是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它从来不像资产阶级哲学家那样，用“人的哲学”或“人道主义”来掩盖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他说：“列宁曾经写道：‘政治是经济的浓缩表现’。我们现在可以补充说，哲学是政治的浓缩表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洛克指出，阿尔都塞理论体现了政治性原则，他的“反人道主义”应该在他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来理解，阿尔都塞是因为他继承和坚持了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而遭到他的一些对手的诽谤。
　　
　　三
　　1980年11月阿尔都塞精神病发作，掐死了妻子，虽然免于刑事诉讼，但从此告别了理论界，很多人认为，阿尔都塞在理论上已经死亡。然而，随着阿尔都塞遗稿的面世，人们发现他的理论思维一直非常活跃，正是在遗稿中，阿尔都塞借助于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及《论李维》的分析，提出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阿尔都塞指出马基雅维利以他的卤莽、孤独，以及对传统哲学家们的蔑视而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种唯物主义与以往唯物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阿尔都塞以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偶然相遇唯物主义”的含义。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并不知道起源、第一原理和目的地。他乘着疾驰的火车，坐在座位上，或者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与旅客聊天，他不能预测将要发生什么，碰上意外地、偶然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关于火车的，还是关于旅客和从车窗能看到的，收集无限的教训和观察到的东西。总之，他记录偶然相遇的事情，并不像唯心论哲学家那样，记录产生所有意义的起源、原理或者记录从第一绝对因中引出的结果”。这是在历史上被忽视的一种思想，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开始，马克思是这谱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虚空、偶然、相遇是理解阿尔都塞新思想的关键概念，阿尔都塞认为马基雅维利是谈论种种开始、谈论开始本身的理论家，这种开始必须是以与以往政治意识形态的“断裂”为前提的，这是一种质的中断，是飞跃，是“总问题”的彻底改变。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一切宗教的、道德的或审美的表述，完成了一种与整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他不赞同对古代的普遍意识形态的颂扬，而且激烈谴责了它的官方鼓吹者和僧侣所强加给它的那种不公平待遇，他宣称自己所理解的古代恰恰是被牺牲掉的、被遗忘和被压抑的古代：政治的古代。不是政治哲学理论的古代，而是具体的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古代。
　　作为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关心的是意大利统一的政治问题，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提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统一的政治难题，他是根据独特的形势提出这个难题的，为了完成国家统一这一特定任务，就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神话，他不是在理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而是在政治实践中提出了这一问题。
　　有了虚空的存在，就给偶然相遇提供了前提、场所，意大利能否完成统一的任务，取决于偶然相遇的情况。阿尔都塞指出，马基雅维利为了让意大利在绝对君主的领导下完成统一而寄希望于君主来实现的那个国家，是由新兴资本主义的条件和迫切需要所造成的一种具有确定历史类型的国家：民族国家。创制民族国家的前提是民族的存在，民族是不能通过政令创制的，它是一种偶然的存在，“民族实现的可能性和限度，都依赖于一整套因素，不仅有经济的，而且有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文化的这些事先存在的因素，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事先构成了一个偶然的空间，而民族只有在这个空间里才能形成”。民族国家是新君主创制的，这位新君主是一个拥有能力的超常个人，他能够从无起步。为了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奠基人必须是独自一人，也就是说，必须是一切：必须无所不能——在形势和真空及其偶然的未来面前无所不能。
　　在新君主奠定新君主国的情况里，幸运和能力的相遇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有着非常独特的政治意义。能否奠定一个新的君主国，一切是以幸运和能力两者的相遇或不相遇、吻合或不吻合为转移，没有相遇，就没有新君主的出现。在幸运和能力相遇的空间里，马基雅维利呼唤着新君主的产生，但这位新君主到底谁?是绝对未知的。马基雅维利闭口不谈，这种沉默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意味着相遇将要发生，但又不在现有的国家和统治者中间；它将在意大利的某处发生，但又不可能是现有的国家，它将是幸运和一个匿名者的个人之间的相遇，充满了偶然性。
　　葛兰西称赞《君主论》是一篇宣言，是对新君主发出呼吁，马基雅维利利用他的文本阐发了一套为拯救意大利而提供君主支配手段的理论。然而，马基雅维利巧妙地进行了空间转移，封闭了一个空间，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并指定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不是君主而是人民。通过这种方式，马基雅维利宣称了他的党性，断言了他的阶级立场，他是人民的一员。马基雅维利无视他的时代已经确立的真理，捍卫了一个观念：各种情绪的冲突、赤贫和豪富的冲突——简言之，阶级斗争——是国家的巩固和扩张所绝对不可缺少的。
　　“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简单对立。阿尔都塞认为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没有什么意义；两者看起来是完全不同，实际上共有一个空间。无论是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都是作为唯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而“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是要直接超越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前提，它关注的“总问题”与前两者不同，它立足于社会实践这样的无起源无目的的生活过程，这种理论差别，是“总问题”的彻底改变，所谓“总问题”是一个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种思想的特定的具体结构。“偶然唯物主义”是在一个新的空间中，这个新的空间就是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