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证据或许就变得与这个理论相关了。一个与经验直接相关的理论通常是一个更大的背景理论的一个部份，因此﹐两个逻辑上不同的理论具有同样的经验后承﹐并不表明我们决不可能发现新的证据或其它的经验上相关的方式来区分那两个理论。如果一个理论与另一个理论有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不是纯粹句法的话﹐那幺，直接的经验恰当性就不是理论接受的唯一标准。这就是说﹐我们也能够按照理论的一些优点(比如说﹐说明的统一性﹑简单性和精致性)来决定理论接受和理论选择﹐只要我们能够在认知上评价那些优点。实际上﹐van Fraassen接受了这个主张﹐但是他争辩说﹐除了经验的恰当性之外﹐理论的所有其它优点都是语用的。这个思想能够被看作是建构经验论的第二个基本主张﹕


(CE2) "语用的优点并不给予我们在经验资料的证据之上的理由把一个理论看作是真的"(p.4)。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澄清"语用的"这个词，因为它是van Fraassen学说的一个中心概念。对于van Fraassen来说﹐这个词是要对比于"句法的"和"语义的"来理解。就理论而言﹐句法涉及到一个理论中的纯粹形式的联系﹐比如可公理化﹑一致性和完备性。语义涉及到理论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指称﹑真理和经验恰当性这样的概念出现在语义的层次上。在语言的情形中﹐"语用的"意味?"在一个陈述中的一些词或语法设施有一个依赖于语境的语义作用"(p.90)。van Fraassen使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点﹕
(1) "西塞罗死了"是真的当且仅当西塞罗死了。
(2) 在任何语言使用的情景或场合﹐"我是幸福的"是真的当且仅当说这句话的这个人在那个场合﹑在说它的时候是幸福的。
如果话语典型地是语用的﹐那幺，说一个话语是语用的显然并不意味它缺乏任何语义特征。而是意味着，在说出一个陈述时﹐这个话语的语义特点将取决于一些依赖于语境的因素，比如说﹐索引性(indexicality)和直接指称。一旦这些因素被决定﹐一个话语的语义特征也被确定。由于语言的大多数使用是语境相对的﹐van Fraassen正确地指出，"语义学只是语用学的一种抽象"(p.89)。这个事实表明﹐如果语义的东西是认识上有意义的﹐那幺，语用的东西也是。在涉及理论的情形时﹐"语用的"这个词对于van Fraassen来说意味?"理论评价的语言﹐尤其是'说明'这个词﹐是强烈地依赖于语境的"(p.91)。的确，理论评价和说明是相对于我们拥有的背景理论和知识条件来进行的。尤其是﹐说明的相关性要求我们必须最大地指定具体的说明理论和前提条件。因此﹐几乎所有说明依赖于语境和相对于兴趣。然而，如果科学的语言﹐正如van Fraassen自己强调的﹐"应该被字面上解释"(p.10)﹐那幺语境的依赖性并不意味着说明和理论评价不是认知的问题。考虑下列陈述﹕
(1) 类型A的老鼠转变成为类型C的老鼠﹐但是类型B的老鼠没有转变。
(2) 类型A的老鼠经受了X射线的辐射﹐类型B的老鼠没有。
(3) X射线辐射诱发老鼠的基因变异。
如果这些陈述是真的﹐这就是说﹐如果它们被字面上解释来意指它们所意指的东西﹐那幺在(1)中所描述的事实能够通过诉诸在(2)和(3)中所描述的事实来说明。这里，我们正在使用的语言在如下意义上是依赖于语境的﹕这个语言关系到一个指定的实验场合﹐关系到一个我们认为最好地说明在(1)中所描述的现象的理论。 难道这个说明不是认知上有意义的吗？说明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如果说明取决于事件或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那幺我们没有理由把它看作一个非认知的﹑完全语用的问题。这个结论对于理论评价也适用。
迄今我已经批判性地考查了van Fraassen的建构经验论的一些主要主张。 但是坦率地说，我高度同情他的中心主张﹕经验恰当性和经验强度是理论接受的最重要的标准。但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一些其它优点不可能充当理论接受和评价的合理标准﹐因为那些优点至少能够间接地体现经验的恰当性。确实﹐超验实在是我们无法经验到的东西。我们能够作为知识而获得的所有关于世界的东西必须立足于我们的直接经验和我们的认知构成的相互作用。但是后者能够包含那些已经在历史上证明是成功的方法论原则。拒斥这些原则是要放弃经验研究的一个理性的基础。
实际上﹐在经验的界限内﹐经验恰当性的概念不是本质上不同于真理的概念。回想一下，一个理论是经验上恰当的﹐如果它"正确地描述了可观察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它对于世界上可观察的事物和事件所说的东西是真的"(p.14)。因此﹐我们能够合理地假设van Fraassen并不想要摧毁某个认识论的真理概念，因为在经验的界限之内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人类经验的界限或许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也不是被先验地划定的。因此﹐就建构经验论和科学实在论的争论而言﹐首要的问题是﹕是否我们能够根据一个充分合理的经验基础来"接近"不可观察的东西﹐以及如果我们能够有对于不可观察的东西知识的话，我们如何辩护这样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van Fraassen激烈地反对科学实在论。不过我发现﹐就理论﹑实验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而言﹐在van Fraassen和某些实验实在论者如Ian Hacking和Nancy Cartwright之间有某些重要的相近性。下面我将考查可观察性和可投射性的概念﹐由于这些概念对于理解这个争论和揭示这种相近性是关键的。 三


可投射性的问题或许是实在论的科学哲学中最中心的问题。因此﹐如果van Fraassen想要把建构经验论看作是对于实在论的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抉择﹐他应该试图阐明这个问题。但是van Fraassen似乎没有耐心说明这个问题。基于他对于概念经验主义的承诺﹐这并不难理解。在解释他的建构经验论时﹐他明确地说﹐"我选择'建构的'这个形容词是为了表明我的这样一个观点﹕科学活动是一个建构的而不是发现的活动﹔它是构造必须适合于现象的模型﹐不是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的东西的真理"(p. 5)。因此，van Fraassen把在可投射的谓词和不可投射的谓词之间的区分拒斥?quot;虚幻的和不真实的"。但是﹐他允许对于某些明显地算做是不可观察的东西进行推理﹐如果这样做保证了相关的理论在经验上是恰当的。那么，对于van Fraassen来说﹐可观察的东西和不可观察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如何确定呢﹖
虽然van Fraassen同意实在论者﹐"所有我们的语言完全是受理论感染的"(p.14)﹐他仍然想在观察和理论之间引出一个区分。他对于理论的模型论的构造使这成为可能。不同于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家﹐van Fraassen认为这个区分的确存在 ﹕不是在它的本体论的意义上﹐而是在它的认识论的意义上。本体论上﹐或许存在一些我们碰巧不可观察的东西。但是，认识论上﹐对于一个关于不可观察的东西的理论来说﹐我们能够相信的只是它是经验上恰当的﹐而不是它是真的。但是﹐在认识论上区分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东西的根据是什么呢﹖在van Fraassen看来﹐这个根据在于人类的观察能力存在某些固有的限制。他写道﹕
"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人类机体是某种测量仪器，就此而论它有某些内在的限制。这些限制细节最终是由物理学和生物学确定的。在'能够观察'这个词中，'能够'指的正是我们作为人类而不得不具有的限制"(p.17)。
如果关于人类官能的认知界限(epistemic boundedness)的论点是真的 ﹐那幺，van Fraassen的观点看起来是合理的。造物主或许确实赠与人类一个优越于其它存在的认知地位。但是没有理由假设进化已经使得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东西无所不知。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假设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关于它的观念而存在的世界﹐那幺，我们必须准备承认有一些东西对于我们是隐藏的。van Fraassen合理地认为﹐"如果观察有限制﹐那些限制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