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题材﹐而不是哲学分析的题材"(p.57)。因而﹐"为了发现由一个理论T所描述的可观察的东西的极限，我们必须探究T本身以及在T的检验和应用中用作辅助假说的理论"(p.57)。 对于van Fraassen来说﹐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东西的界限是要由经验科学来确定。
但是如果是这样，那幺，当他声称什么东西是可观察的是一个"独立于理论的"而不是一个"相对于或依赖于理论的"问题时(p.57)﹐事情看起来便显得有些古怪了。因为他也同时认为"什么东西算做一个可观察的现象取决于这个认知共同体是什么"(p.19)﹐"取决于一些有关我们作为世界中的有机体的事实"(p.58)。这个思想似乎是与他关于可观察性对于理论的独立性论点不相容的。在我看来﹐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合理的方式是要假设﹐虽然可观察性的极限是由理论和我们的认知构成的本质共同决定的﹐我们还是应该认为理论揭示了这个世界的客观面目。实际上，如果可观察性是独立于理论的﹐但是它的极限是相关于理论的﹐那幺我们必须认为理论真实地描述了这个世界。这里﹐客观性的含义显然超越了纯粹经验恰当性的含义。因为在一个理论的经验恰当性得到充分确认之前﹐为了证实这个经验恰当性﹐我们必须预设有一些东西是独立于理论而可观察的。如果对于van Fraassen的可观察性概念的这个理解是对的﹐那幺，他好象已经无意中承诺了某种形式的实在论。他必须相信在科学的界限内至少存在着还没有被观察到的可观察的东西。因此﹐在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的区分不能被先验地引出。因为现在说某个东西是原则上可观察的至少意味着，籍助于合适的理论和仪器﹐我们能够使这个东西影响人类感官。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可观察性的概念对于科学的实际目的是足够的。不管科学做出了什么高度理论的预言﹐它必须最终发现合适的方式来证实它们。我们不可能合理地假设理论实体的存在﹐除非有充分的经验证据暗示了它们的存在﹐或者除非我们必须设定它们来说明要不然我们无法合理地理解的大量现象。为了看到这一点﹐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密立根对于单电子电荷的发现。


这个发现表明﹐通过仔细地构造和设计实验﹐我们怎么能够发现一些隐藏于现象之后的不可观察的实体的事实。我假设读者对于这个发现的细节是熟悉的﹐因此只是引出一些必要的教训。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相关的理论已经做出了这一预言﹕电子有负电荷。剩下来要做的工作是要填补一个空白﹐如果我们需要表明这个理论是经验上恰当的话。背景理论和先前证据都共同表明需要填补一个空白。幸运地，密立根通过一个奇妙的实验填补了这个空白。这表明理论和实验之间有一个重要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理论被使用来表述有待回答的问题，指导我们设计实验来回答那些问题﹔另一方面﹐实验被使用来检验讫今发展起来的理论的经验恰当性﹐填充理论已经预言的空白。在对于实验和理论之关系的说明中﹐两个要点尤其需要强调。第一﹐在每个方面﹐实验必须是可操作的﹐我们必须能够合理地判定和解释实验的结果。第二﹐在如下意义上实验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作用﹕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创造"现象以便确证或否证一个理论﹐或者在不同的理论间作判决 。van Fraassen对于实验和科学方法论之关系的分析﹐原来是旨在于表明建构经验论能够充当对于科学实在论的一个完全合理的抉择。但是现在它有趣地表明van Fraassen自己并不拒斥对于理论实体的推断﹐只要这种推断能够为一个理论的经验强度提供支持。那幺﹐科学实在论者和建构经验论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究竟何在﹖
一个仔细的考查将表明﹐在对于密立根的油滴实验的分析中﹐van Fraassen使用的推理原则在形式上与达到最终说明的推理(IBE)并无不同。IBE能够被简单地图式化为﹕
(IBE) Q 是这种情形。
如果P是这种情形﹐那幺Q将是这种情形。
因此﹐P是这种情形。
这里﹐第二个语句应该被理解为最佳说明的一个简化形式。回想一下﹐在密立根油滴实验的情形中﹐推理的要点是这样的﹕这个理论将是经验上不恰当的﹐除非表达了对于某个理论实体的预言的空白已经得到填充。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van Fraassen的推理称为达到最大的经验恰当性的推理(IEA)。如果我们用'T'表示这个陈述"一个理论要是经验上恰当的"，'S'表示对于理论实体或者相关性质的预言﹐那幺IEA是﹕
(IEA) T将不是这种情形﹐除非S。
S是这种情形。
因此，T是这种情形。
容易表明IEA在形式上等价于IBE。实际上﹐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不仅在纯形式的等价上，因为在它们各自的应用中﹐它们包含了关于某个迄今尚未被观察到的东西的假说﹐虽然这个假说在这两种情形中可能得到了不同的处理。在这点上﹐实在论者能够同意van Fraassen﹐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界限至多是粗略的。但是他或许要求一些更多的东西，他或许假设：不仅经验概括能够被确立起来﹐而且在充分合理的经验基础上对于理论实体的推理也是可能的。因此，这个实在论者和van Fraassen之间的分岐体现在他们对于如下问题的回答中﹕是否按照经验基础对于不可观察的东西的推理是合法的？van Fraassen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大概是否定的。因为﹐在他看来﹐
"相信最佳的说明不只是要求我们评价一个给定的假说。它还要求超越如下这个比较判断：这个假说好于它的实际对手。当这个比较判断实际上是(按照证据做出的)一个'权衡'时，这个额外的举动--姑且称为放大的举动--却不是。对我来说﹐为了把集合X中最好的东西看作将很可能是真的，我们需要一个先前信念，在X中发现真理的可能性要比不发现大" 。
这个评注暗示了做出这种推理的一个方法论原则。这里﹐van Fraassen的思想是﹐只有当我们能够在经验上直接确认这个推理的对象时﹐这个推理才是可能的。然而﹐IBE要求我们确定某个理论或假说﹐它对给定现象的说明比任何其它对手给出的说明都要好。在van Fraassen看来﹐这个比较判断完全超越了经验证据﹔如果这样的判断要被作出﹐那么它是基于一个纯粹的信念﹕这个当选的理论或假说很可能是真的。但是对于van Fraassen来说﹐理论的选择和评价是纯粹语用的事情﹐它们并不涉及到真理。


然而﹐正如我已经表明的﹐理论评价的语境依赖性并不意味着理论的评价和选择是非认知的。我们能够按照充分理性的根据(比如说﹐说明力)来选择一个理论﹐如果说明是建立在事件或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上。在这点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van Fraassen对于可投射性的断然否定。因为甚至就可观察的世界而论﹐如果我们需要确立起任何似定律的概括﹐那幺可投射性的问题仍然存在 。虽然van Fraassen持有一个关于定律或规律性的怀疑论﹐我们能够以G. Moore捍卫常识实在论的方式来反驳这种怀疑论﹕如果没有定律﹐那么也就没有推理和信念。比如说﹐如果没有规律性﹐van Fraassen怎么能够知道经验的恰当性能够被看作是理论接受的一个标准呢﹖进一步﹐如果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界限是要由科学本身来确定﹐为什么是否一个谓词是可投射的问题就不应该由科学方法论的实践来解决呢﹖在他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中﹐Nelson Goodman正确地建议说﹐只是按照公认的推理实践﹐归纳推理的原则才能得到辩护。如果这个辩护程序被合理地接受﹐那么它将意味着：大概通过某种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规范的东西能够从描述的东西中突现出来。关于这点，Goodman写道﹕
"辩护的过程是在规则和已被接受的推理之间进行相互调节的微妙过程，对于无论何者来说，唯一需要的辩护在于所取得的这种一致。... 所有这一切同样好地适用于归纳。一个归纳推理是按照普遍规则得到辩护的，而一个普遍规则是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