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实体、因果、现象等；3)本体论认为“有”或“存在”是唯一的、善的，因而是最基础、最根本、最普遍、最高的范畴，其他范畴均可从中推演出来；4)本体论属于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5)作为一门学科，本体论是以抽象的逻辑推演的方法来构造的。但是，沃尔夫的定义也有一点是不明确的，这就是他没有把关于“存在”的研究和关于“存在者”的研究区分开来，而正是这种被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论差别”的区分，对本体论研究具有关健性的重要意义。不难看出，沃尔夫的定义是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存在问题的研究所作的一次系统的理论总结，通过这一总结，他按照理性主义的要求突显了“本体论”在哲学基础理论中的地位。这一定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沃尔夫的定义毕竟只能代表18世纪欧洲大陆哲学家对本体论的规范，它不仅不适用于“本体论”的早期历史，就是运用于当时的英国经验论哲学也是不适当的。


以上叙述中所涉及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两语词，都需要考释。
关于“本体论”（ontology）。如果用它来指称关于“存在”的一切研究、一切言说，显然忽略了“存在”一词的诸种不同含义。实际上，“本体论”是个有特定所指的特称概念。要辨明这一概念的特定所指，有待于对“存在”概念的进一步澄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希腊人提出了对“存在”问题的原初解释，这些解释以种种方式得到重新解释并通过种种变形至今支配着我们对“存在”问题的讲法。因此，我们今天要讨论“存在”问题，已摆脱不了历史上的种种解释，而必须溯流返源，澄清它在历史上的种种解释。
在哲学史上，早在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那里就开始提出和思考“存在”问题。赫拉克利特说：“存在是拢集——logos。一切存在者均在存在之中。 ”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之外并无非存在”，“存在是一”，“存在与思维同一”等著名命题。它们是关于“存在”之思的源头。但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存在”之思遂脱落、坠落、降格为思“存在者”，对“存在者”的讨论代替了对“存在”问题本身的追问。不幸的是，这一忽略“存在论差别”（即“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别）的做法后来竟成为探讨“存在”问题的主流方式。
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ti to on（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将被永远追问下去。据海德格尔解释，希腊人用ti所问的是事物的本质。这就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所要问的问题：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实体？等等。循此线索，亚里士多德把ti to on 的问题转化为ti he ousia，直译即“什么是存在者的存在性”？后世对此的回答纷纭不一，理念、单子、绝对精神等等被先后树立为存在者的存在性。在这种回答中，依据“存在者”来理解“存在”的方式被固定下来，从而最终把“存在”本身也理解为某种“存在者”——尽管是最高的和最优越的“存在者”。这种最高或最优越的存在者作为万有的终极根据而成为某种具有神性的事物。在这里，“存在者”的优先地位和“存在”的不被追问被视为当然的前提。 这样， 就Ontology这个词自17世纪出现以后标志着传统哲学关于“存在者”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哲学中的一个专门学科来说，以“本体论”译之就是相当准确的了。“本体论”一词，这里用于特称关于“存在者”的研究，以区别于泛指一切研究“存在”问题的“存在论”。
关于“形而上学”。一般认为，“形而上学“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一部同名著作。但据考证，亚里士多德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他是否给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起过名称及起了什么名称，也不得而知。现在流行的“形而上学”这一书名是后世加上去的。不过，亚里士多德确实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对本书内容作过概括的说明。例如他屡次说，本书追问的是ti to on he on, 大致可译为“什么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后世至少从中区别出两个问题来：一是为什么会有存在者存在这一事实；二是什么是存在者。用英文和德文分别表示出来，就是the question of that beings are and what they are 和die Frage, dass das seiende ist und was es ist。有时这两个问题被简称为that and what 或dass und was。存在问题和本质问题就是从这里兴起的。[8]
研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就要撇开存在者的这样那样的属性和领域不问，只就存在者存在着这回事即着眼于存在本身来看待存在者，追究存在者的最终根据。这样,“形而上学”（metaphysica）的本意就该被理解为“超出存在者”（ meta-的意思就是“在某事之后”、“超出”、“超越”），即形而上学从“存在者”超越到“存在”才能使“存在者”不多不少恰以其作为存在被看到。但是，前面已经提到希腊词to on的两可含义，它既指“存在”又指“存在者”，因此，“形而上学”所谈论的“存在”也是暖昧两可、颇有歧义的：一方面，形而上学议论“存在”一般，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就是“存在论”；另一方面，形而上学始终离不开特定的“存在者”来议论存在，这特定的“存在者”也就是最高的终极的具有神性的“存在者”。从这一特征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就既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ti to on he on）的研究，又是关于神性事物（theion）的研究。这一特征贯穿于全部形而上学史并成为“形而上学”的主流。


由此可见，虽然“形而上学”一开始就把研究“存在者的存在”确定为自己的任务，然而，由于希腊词on也是从一开始就把“存在”和“存在者”两重意思结合一身从而造成了“存在”与“存在者”的混洧，形而上学一直是依据于“存在者”来理解“存在”，从来不曾脱离某种特定的“存在者”来思考“存在”，而是从一开始就从“存在者”出发并始终依“存在者”制订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说，“形而上学”始终不是“超物理学”而恰恰是“广义物理学”。由于它把某种特定的“存在者”作为追求对象而没有达到“存在”的层次，它其实仍然停留在“形而下”的水平；又由于它把这种特定的“存在者”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成为一切有形存在物之最后根据的具有神性的“存在者”，而这种“存在者”必然是超感觉、无定形的，因此它又确实不同于研究具体有形事物的“物理学”，而是某种“超物理学”。这样，传统“形而上学”就表现出暖昧不明的两可性质：既非“物理学”又非“超物理学”，或者，既是“物理学”又是“超物理学”。这种暖昧两可的性质反映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它实质上是某种“元物理学”或“准物理学”。
不难看出，传统“形而上学”的主题和旨趣与“本体论”如出一辙。 Ontologia一词自17世纪出现以来也一直是在“形而上学”的同等意义上被理解和使用的。因此，卡洛维把“本体论”与“形而上学”视为同义词，笛卡尔把研究实体或本体的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都是相当准确和妥帖的。
要说明把Ontology译为“本体论”，把metaphysics 译为“形而上学”是否确切，还必须说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二词在汉语语境中的特定含义。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相当于西方“本体论”的那部分内容被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根本根据的学说，其意义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一词基本吻合。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把天地万物的“本根”归结为某种无形无象而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气”、“理”、“心”等），也与西方哲学家把“本体”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又被视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基本一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