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9] 这种语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也非常接近。所以,用“本体论”译 ontology一词是适当的。至于“形而上学”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是以“形”为中介的，《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基于这样一种含义，用它来翻译西方哲学中那种以研究超验本体为对象的学问，也是十分妥帖的。
在语词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有待说明。这就是：作为一种学科，“本体论”、“存在论”、“形而上学”这些术语的含义是相对确定的；但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它们的含义又是极其多样化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这里仅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略作说明。
胡塞尔早年在《逻辑研究》中“没敢采用本体论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令人厌恶的表述”，他借用克里斯的术语把观念科学或理论科学称之为“名称论的”科学，而把“与同一个个体对象或同一个经验种属”有关的具体科学，如地理学、天文学等等，称之为“本体论”的科学。到1913年发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时，胡塞尔的想法起了变化。他认为“可以重新起用本体论这个旧的表述”，并赋予本体论以积极的含义，用它来陈述自己的现象学性质，把“本体论”规定为关于“先验意识”的观象学；进而按照先验意识中的意识活动和通过这种意识活动被构造出来的意识对象，把“本体论”划分为“形式的本体论”和“质料的本体论”。“质料的本体论”研究被意识活动构造的对象，“形式的本体论”则研究意识的构造活动本身，即意识的意指、统摄。值得注意的是，“形式本体论”和“质料本体论”所探讨的不是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的事实存在，而是它们的先验本质存在。可见，胡塞尔所谓的“本体论”就是关于先验意识的本质论。胡塞尔后来干脆直接把他的先验现象学命名为“本体论”，也就是他常说的“第一哲学”。[10]


本来，在亚里士多德和传统哲学中，“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是同义的。而在胡塞尔那里，由于把“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和自然的问题”标志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加以排斥，“形而上学”与“本体论”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胡塞尔认为，本真的“形而上学”是一门有关“物自体”的学说，即关于超越的自然的科学；而本真的哲学则是关于纯粹内在意识的“本体论”。胡塞尔所要做的，就是构造出一门“无理论的”、“无形而上学的”科学，亦即纯粹本体论或先验本质的现象学。
同样的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有很大不同，甚至恰恰相反。当然，海德格尔对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一再指责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只是抓住“存在者”却“遗忘”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但是，海德格尔在把传统的“本体论”改造成为“存在论”的同时，仍然在积极的哲学意义上运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并认为“形而上学”是“处于哲学的核心和中心的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排除所有那些在历史的过程中附加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上的东西，但“形而上学”的名称还应保留。
海德格尔的哲学常被理解为“存在”的追思。这种理解是非常准确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问题是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既可以名之曰“存在论”，又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因为当“存在论”不是面对有形的“存在者”，而是朝向无形的“存在”时，它同时也就是关于形上之物的学说（“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再三强调，“‘存在’不应被理解为存在者”，因为“‘存在’不是象存在者那样的东西”，它毋宁是一种“超越”出存在者之上的“是其所是”。如果关于“存在者”的科学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物理学”，即关于实在的、有形的自然实证科学，那么关于“存在”的学说，即“存在论”，就应当是关于隐蔽在存在者之中，同时又为存在者提供根据的“存在”的学说，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超越之物，即超出存在者（有形之物）之上的无形的东西。这种关于“存在”的学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即哲学中处于核心和中心地位的那一部分。[11]
上述情况说明，“本体论”、“存在论”、“形而上学”这些术语在不同的哲学学说中是歧义丛生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学科层次上对这些术语做出明确的界定。实际上，通过前面的语词分析，做出这样的界定的时机已经成熟：
存在论——泛指一切有关存在的哲学研究，是一个属概念；
本体论——特指哲学史上研究某种超验实体的哲学理论，是存在论的一个子概念；
形而上学——在历史上与“本体论”同义，但我们认为随着研究的展开，它应当成为存在论的同义语。
有必要说明，对于详细的语词考据要求来说，这里所做的工作是很不充分的。虽然如此，它已经显得足够繁琐了。但这并非无意义的语言文字游戏。语词联系着思想，进而影响着理论，语词分辨的意义也取决于它所联系的思想和理论。显然，对于象“本体论”这样重大的哲学理论问题，做些必要的语词澄清是十分有益的，虽然问题决不会单纯在语词范围内得到解决。

二

虽然“本体论”（Otologia）一词直到17世纪以后才出现，但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开始。“本体论”一词在18世纪得到普及后，西方学者就普遍使用这个术语来叙述古希腊哲学，认为古希腊哲学中已经产生了本体论。探讨“本体论”的源流，当然应该首先追溯到这个源头，然后才能顺流而下。
古希腊早期哲学就已提出“本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被叫做“始基”问题。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每本哲学史教科书所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12]在他之后，出现了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apeiron），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 赫拉克利特的“火”，恩培多克勒的“四根”（水、火、气、土），阿拉克萨戈拉的“种子”，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等。这些被提出来作为“始基”的概念，大都带有感性直观的经验色彩，以至有的哲学史家认为只有阿拉克西曼德的“无限”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13]。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这里，而是这些被提出来作为“始基”的概念蕴含着当时的人们对经验世界多样性之统一性的追求和对世界万物“变化”之终极根据的解释，是人类从神话思维向哲学思维提升和跃迁的关键一环，从而被哲学史家视为哲学产生的证据。其实，早在希腊哲学产生之前很久的希腊神话中，就已孕育了关于万物始基的朦胧意识。一般不把它们视为哲学，是因为在这种朦胧意识里，对万物本原的揣摸不是借助人的理性，而是借助超自然的神灵来解释的。而“始基”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凭借人类的理性说明世界这样一种新方式的获得，因而是哲学产生的重要标志。


古希腊早期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本原论，它要说明的问题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是什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14]探寻本原，就是要寻找某种或某些构成世间万物的始基、原素或基质，把它作为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用来说明世间万物的产生形成和生灭变化，所以它也是在古代哲学说明世界的一种原则。
虽然如此，一般不把早期希腊哲学对“本体”问题的探索看作“本体论”诞生的标志。这除了因为当时的探索在形式上不成其为体系，在水平上尚未达到对“存在”本身的反思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探索的学科性质是不明确的，难以与科学的宇宙起源论划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