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20－847页。
[26] Emmanuel Lévinas, Quatre Lectures Talmudiques, Paris, Ed. de Minuit, 1968. 列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列维纳斯并没有将解释犹太经典塔木德与他的他者伦理学混在一起，他总是分得很清楚。因为他知道，必须区分清楚才能守住各自的边界，守住塔木德的传统；只有守住犹太自身的传统，才能以犹太思想要素改造现代西方哲学。我相信，列维纳斯的根本信念是犹太思想的传统不需要现代哲学的改造，也不需要用“面貌现象学”或“他者伦理学”来哲学化；相反，需要改造的是西方哲学两千年的传统，它过于相信哲学主要的任务是建立科学知识体系，而不是关注伦理问题和人格问题。列维纳斯坚信，这必须从根本上进行一个彻底的扭转。因此，有时候他不惜对海德格尔进行有意的忽视（如对Es gibt或Ereignis）、不公正的批判和激烈的控诉（如《整体与无限》），每当这一时刻，他的修辞就服从于这一彻底扭转的计划，而不是彻底地遵循现象学的方法（如果与马里翁的被给予性现象学相比）。
将列维纳斯的现象学视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的“现象学第三波”，或“现象学中的神学转向”（列维纳斯－米歇尔•亨利－马里翁〔－德里达？〕），这就会因为列维纳斯的人格的谦逊而看轻了列维纳斯的抱负的宏大。对于列维纳斯来说，现象学是否进行方法论上的革新，是否开拓宗教或神学的新领域或新转向，并不是他首要关心的问题。针对Dominique Janicaud的命题引出的争论，即列维纳斯到底是更现象学（非神学的）的还是更犹太教，我们可以简单化地说，现象学方法只是充分条件，而犹太教思想却是必要条件，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思想明显迥然不同于梅洛－庞蒂、利科、亨利与马里翁的现象学之路。
[27]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28]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Sueil, 1967. 参见，德里达：“暴力与形而上学：论列维纳斯的思想”，《书写与差异》，张宁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128－276页。此处，第274－276页。参见，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三联书店，2001年。第四章“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等哲学家吸引人们重返希腊文化传统，而列维纳斯则将人们吸引到重返希伯来传统之中。
[29] 参见，威塞尔：《一个犹太人在今天》，陈东彪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
[30] 参见，Hermann Cohen, Religion of Reason out of the Sources of Judaism, trans. Simon Kaplan,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71; Franz Rosenzweig, The Star of Redemption, trans. William Hall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31] 如果从列维纳斯的视角来看，罗尔斯的义务论伦理学仍然是一种同一性的自我中心论的伦理学，而不是从他者出发的伦理学。真正的正义奠基在他者的外在性之上，而非建立在无知之幕和对他人的冷漠等假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