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讲话方式都是特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然而,科学哲学的普遍主义的理想就是要发明出一套惟一普适的指导科学研究的标准、规则或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认为, “一个科学的陈述却应当能够得到普遍的证明,应当为任何一个谨慎的观察者所接受”[3 ] 。费耶阿本德的批判哲学正是针对这种普遍主义思维而展开的。费耶阿本德“明确而绝对反对的一样东西,是普适标准、普遍定律、普遍观念,例如‘真理’、‘理性’、‘正义’、‘爱’,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行为。”[4 ] (P158) 与此相适应,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的教育应建基于好奇心,而不是建基于命令,“教师”应该去促进这种好奇心,而不是依赖任何固定的方法。这些观点表明,费耶阿本德引进无政府主义是引进其反对现有秩序、规则,突出个人自由的思想,反对普适标准、普遍定律、普遍观念的普遍主义思维方式,即为了批判科学哲学中的普遍主义思维,而不是为了建造一种名字叫做无政府主义的科学哲学。所有的方法都有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弃方法。有人指出, “永远不能缺少方法。例如,歌唱家必须以某种方式唱歌,否则嗓子会哑的。”费耶阿本德回答:很对! 但是这个“某种方式”不能用固定的不变的规则获得,这就是为什么有各种歌唱学派,为什么一个歌唱家违反了几乎一切学派所共有的基本规则却仍然可以比受规则约束的同事唱得好的缘故。费耶阿本德认为,现实的科学中没有固定不变的惟一法则,由于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所以,科学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

    2. 没有固定不变的惟一法则,科学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实际上,科学家并不僵化地尊崇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科学家从由大量各种各样相互的冲突的成分所组成的材料出发:有按照最高的严密性和精确性标准表述的理论和按照没有根据的粗劣近似法表述的理论,有“牢靠的”事实和以某些这样的事实为依据的局部定律,有启发性原则;有对新观点的尝试性表述;这种新观点部分地符合、部分地违反业已接受的事实;还有模糊的哲学思想、合理性标准和与这些相冲突的程序。由于不能使这种材料符合关于秩序和一致性的简单观点,科学家通常提出一种可以使自己在混乱和不一致中得出结果的实用逻辑。这种实用逻辑的多数规则和标准是被特设地表达出来的,它们的作用是消除特殊的困难,把它们变成一种研究原则是不可能的。费耶阿本德经常引用爱因斯坦的说法:“科学家在构造自己的概念世界时,为[科学家]所设立的那些外部条件⋯⋯不得由于他信奉一种认识论体系而使他太受限制。因此,在前后一贯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而尼尔斯·
玻尔从来不会试图画出任何完成了的图画的轮廓,而是不厌其烦地全面考虑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从某种明显的悖论开始,逐渐阐明问题。事实上,他从未用任何其他眼光来看待业已获得的成果,而是把它们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在考虑某种研究路线的前景时,他会取消通常关于简单性、优雅性甚至一致性的考虑,指出这种性质只有事后才能得到恰当的判定。科学研究,尤其是马赫所设想的那种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无视业已确立的界限。伽利略论证地动说的时候似乎天文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区分根本就不存在,而这种区分是当时知识的一个基本预设。玻尔兹曼为了确定分子运动论的范围,采用了力学、热的唯象论和光学中的考虑。爱因斯坦把特定的近似法与关于物理世界观的全面的非常抽象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海森堡从《蒂迈欧篇》后来又从阿那克西曼德那里获得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观念。

    “形而上学原则被用来促进研究,逻辑定律和方法论标准由于造成过度的限制干脆被中止,冒险的和‘非理性的’观念到处都是。成功的研究者经常是善于写作的人,他知道许多花招、观点和说话的方式,他熟悉历史的细节和宇宙论的抽象观念,他可以把广为不同的观点的断片结合起来,迅速地从一个框架转向另一个框架。他不受任何特殊语言的限制,因为他可以同时说事实的语言和神话的语言,以最令人意外的方式把它们混合起来。”[1 ] (P229) 我们能够从这些描述中得出的惟一教训是告诫性的:永远不要指望有更加聪明的适用于一切情况的诀窍或“原则”。

    费耶阿本德反对惟一普适的观念目的是想说明在实际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是很实用的,只要能促进科学进步,他们什么方法都用,科学家个个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自由地使用任何方法,他们并不使用哲学家推荐的“惟一普适的”证实方法或证伪方法。他一再表白说,他提出的“什么都行”不是推荐一种新的方法,而是强调他不奉行什么固定不变的教条。他拥护唯物主义者对于精神的说明以反对那些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对英语词义的理解上的人。对于科学来说,比起工具主义他倒更喜欢实在论,然而他主要基于这样的立场:实在论鼓励科学研究,能对真理提供分析,即使是经验陈述的真理———这些陈述是由服从于特定生活方式的事实所构成的,并且这种事实的依据也是这种生活方式以某种方法搜罗来的。然而实在论和唯物主义同样都不是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基础,只不过是暂时的纲领而已。不变的东西就是被一种生生不息的机会主义所统辖的从一个案例转到另一个的众多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什么都行。

    费耶阿本德在他的论著中什么方法都用,是因为在科学的实际中,科学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方法,科学家什么方法都用。他认为, “科学不是一种由遵从绝对具有约束力的方法来表明其特性的活动”。

    现代主义的始祖笛卡儿在他的《方法谈》中主张,科学活动的特殊性表现在必须遵从具有约束力的方法指令上,费耶阿本德则认为,科学不可能是这样一种活动。但这一点绝没有否认科学中方法指令及其(有限) 成就的存在。费耶阿本德只是主张,人们在实际上不要像奴隶般地遵循科学中的这些指令,并且也不应该这样做。费耶阿本德是提醒人们注意,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只要不想阻碍认识前进的步伐,就必须逾越目前为止很有效用的方法规则。费耶阿本德最终的主张是“方法论规则的有限的有效性”(这也是1972 年一篇文章的标题) 。然而,这一十分平和的观点是通过激烈得多的“反对方法”、“什么都行”的语句表达的。在这里人们必须首先考虑到这些口号的修辞学意义,更确切地说是讽刺意义。

    “什么都行”实际上是对那些坚持认为肯定存在着科学活动的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的人的讽刺性回答。费耶阿本德给出的绝不是错误答案,因为实际上人们可以把这一规则当作科学活动(或者任何其他) 的一种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提出来,这一规则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它是空的,因而是自由的,实用的。

    有人误会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是从规则的局限性推出一切规则和标准都是无价值的,应该放弃。其实,费耶阿本德没有论证我们应该不要规则和标准地进行研究。费耶阿本德论证一切规则都有局限,没有全面的“合理性”,费耶阿本德并没有论证我们应该不要规则和标准地进行研究。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不是一种传统,而是许多传统,所以它产生了许多局部互不相容的标准。而且,这一程序使哲学家不可能讲出自己选择科学而不选择神话或亚里士多德的理由。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能够并且应当按照固定的普适的法则进行的思想,既不切实际,又是有害的。它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它把人的才智和鼓励或引起才智发展的环境看得太简单了。它所以有害,是因为强加这些法则的努力必定以牺牲我们的人性为代价来提高职业的条件。此外,这思想所以不利于科学,是因为它忽视了那些影响科学变化的复杂的物理和历史条件。它使科学的适应能力减弱,变得更其独断。“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