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代　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　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　们大错而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　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125页。)“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注：[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只有在全体人民都参加立法的国家　里，人们的自由、平等才能得到保证。“雅各宾派从卢梭那里吸取了有利于由人民投票　批准法律和选举公职人员的论据”(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3页。)“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卢梭的忠实学生的马拉，　认为必须规定，代表们通过的法律只有在拥有主权的民族批准以后才能生效。由于提出　了这一全民批准法律的要求，因此马拉远在革命前就已经事先想到了1793年的革命宪法　的一个条文。”(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　3年版，第288页。)这就是后来宪法规定的第十条“人民议定法律”。1793年的雅各宾　宪法在交全民投票时，获180多万人拥护，反对者只11万人。在选举公职人员方面，179　3年宪法规定，主权的人民包括法国公民的全体(第七条)，人民直接选任代表(第八条)　，人民委托选举人选举行政官、公共仲裁人、刑事审判官和大理院的审判官(第九条)。


    “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　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　之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　而只有一个惟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　意见。因此，为了很好的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并且每个　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版，第39—40页。)在卢梭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公开性”不仅被视作人民大众行使自　身权利的依据，而且被看成是杜绝政界一切阴谋诡计的根本手段。具体表现在：(1)反　对民主程序中的无记名投票，复归古代的唱名、鼓掌表决，1793年宪法甚至要求民事仲　裁人“进行判决的评议是公开的，他们应高声发表意见”(第九十四条)。(2)国民议会的会议应当是公开的(1793年宪法第四十五、四十六条)，允许民众旁听，导致实践中旁听者通过鼓掌或呐喊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允许群众举着武器在议会大厅内列队游行示威，直接左右了议员们的意志。(3)1793年宪法还废除了议员的“立法豁免权”，将民众对代表的监督扩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总之，卢梭民主政治的原则，这时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理。拉卡纳尔写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革命替我们阐明了《社会契约论》。”(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　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6页。)
    (三)革命权论与起义权的宪法确认
    卢梭十分重视人民对暴君的革命权，强调这是社会契约赋予的权利。他认为，人民设置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人权”，当君主腐败而用个人意志代替公意、篡夺国家主权侵害人民的生存要素(财产、自由和生命)而出现暴君时，政府完全违背了人民的目的，人民为维护社会契约、主权和其他权利有权用暴力推翻暴君。“从政府篡夺了主权的那个时候起，社会之约就被破坏了，于是每个公民就当然地又恢复了他们天然的自由，这　时他们的服从就是被迫的而不是根据义务的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当人民被迫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一旦公民可以打　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　由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他们的自由的，所以人民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　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　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注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9页。)从而表明，通过暴　力革命恢复自己的社会秩序，这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
    在卢梭伟大思想的激励和鼓舞下，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自此以后民众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强大的无坚不摧的力量。也是在这一年的10月5—6日，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公然侵入王宫，试图通过把“面包坊老板、老板娘和小伙计”(即国王、王后和王子)带回巴黎置于直接监督之下，以使困扰百姓多年的“面包问题”得到永久性的政治解决。“人民起义权”的概念由此在群众心目中被具体形象化　了。它将推动群众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地诉诸这种手段。1792年8月10日，起　义者冲进立法议会所在地——“马奈兹”大厅，抓住路易十六、解散议会，废黜君王，　诞生了法兰西共和国。巴黎人把这一天的革命叫做“无套裤汉的革命”。


    在讨论1793年《人权宣言》的过程中，罗伯斯比尔等人不满足于只承认“以合法手段反抗压迫的权利”，也反对把反抗压迫说成是“自然权利”，力图赋予反抗以一种合法形式，强调“把反抗压迫权套上合法的形式是专制的最后表现”。(注：[法]索布尔：《法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其结果是，1793年宪法前的《人权宣言》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强化了群众的革命起义传统：“反抗压迫乃是另一些人权的当然结果”。“当社会成员之一受到压迫时，即是对社会的压迫。当　社会受到压迫时，即是对其各个成员的压迫。”“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对于人民　及一部分人民而论，起义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
    从此，法国难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表现在抬腿就上街，动辄就起义。查看此后的法国历史，经常会出现一句“巴黎上空再次响起革命的警钟，起义人民纷纷在各区聚集”。也许看到“革命”具有导致政局不稳的后遗症，1795年的《人权宣言》对“起义权”只字未提。但从法国革命到后来的“巴黎公社”这一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政权交接，暴力政变和暴力镇压却演化成了交替拉锯的“政治习俗”。
    　　　　三、卢梭的爱国教育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与卢梭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在批判王朝国家时，曾响亮地提出“专制之下无祖国”这一口号。卢梭一方面赞同和继续着这种批判，同时又更加深化了这一理论主题。在他心目中，祖国不仅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而且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他给祖国这样定义：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道德、司法、政府、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没有了，祖国也就成为子虚了。为了加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证明，卢梭的这一教诲在大革命中为革命者所遵从。
    (一)公民宗教理论与法国的“最高主宰崇拜”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章中说，为了国家的巩固，增加一些宗教的动机是必要的。法律除了本身产生的那种力量以外，还应有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宗教给它的。国家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要使每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