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推动我们在科学发展的今天获得更好的生活。所以，哲学要关注人的生活，首先就必须抛弃这种二元论的观点，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把我们的道德目标与科学的目的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不是用自然和科学去解释人的活动，而是强调以人的活动和目的去理解自然和发展科学。在这种意义上，人的认识不是“自然化的”，相反，自然的价值只有在人的活动中才能得到实现。 

不过，在杜威看来，哲学本身并不能独自解决现在世界中的所有问题，但哲学家在与其他人的合作中却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工具，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一些指导观念。这正是哲学在现代世界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这样的作用可以有消极和积极、或批判性和建设性两个方面：从消极的或批判性的方面看，哲学应当系统和广泛地批判一切流行的方法和习惯；从积极的或建设性的方面看，哲学可以提供能够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假说，系统地观察认识的实际进行中所凭借的自然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条件。这样，对哲学就可以做一种广泛的理解。正如杜威所引证的罗依斯（Josiah Royce）所说的那样，你只要是在批判地思考你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你就是在从事哲学思维了。而批判地研究人的情绪、信仰、怀疑或勇敢等内容以及与此相关的习惯、安排、制度等，就完全可以看作是在做哲学。按照这种做哲学的方式，哲学就不再是专业哲学家手中的神秘把戏，而是与我们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生生的内容，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给我们明确的指导，以各种方法努力使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在杜威看来，哲学的这种任务正是苏格拉底给我们描绘的哲学家的工作，即思想的助产婆。 


杜威对人的问题的理解 


根据杜威对哲学的广义理解，他自然把哲学所关注的人的问题看作是与教育、民主、自由、人性、价值、思维等问题密切相关的。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时代中的个人，是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求的活生生的个人。但这样的个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是由具体社会的教育塑造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品格和性格以及个性特征的人。教育不仅在塑造人的性格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由此对社会的构成也至关重要，因为社会正是由这样一些经过教育塑造出来的个人构成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杜威十分强调教育活动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民主和自由是杜威哲学中的核心话题之一。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要关注人，首先就要关注如何使人的生活拥有民主和自由，这是人的生活的基本条件。这里的民主和自由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追求。比如，民主的概念至少应当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必须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征询每人的意见，使每人本身成为权威过程和社会支配过程的一部分；必须使每人的需要与欲望有被记录下来的机会，使其在社会政策的决定上起着作用。当然，与此同时，实现民主主义的另一必要的特点是：互相讨论与互相咨询，并最后通过综合和归纳一切人的观念与欲望的表现而达到社会支配。”[②] “归根到底，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③] 同样，对自由也必须是加以具体的理解，因为不存在任何概括的、一般的自由。“如果有人想要知道在一定的时间自由的条件是什么，他就要考察一下哪些事情人们能够做，而哪些事情他们不能够做。当人们一开始从实际行动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时，就立即明白了：对自由的要求是一种争取权力的要求，或者是掌握尚未被掌握的行动权力，或者是保持和扩张已有的权力。”[④] 简单地说，“一个人实际的自由是依赖于现有制度的安排所给与别人的行动权力的。……实际具体在机会与行动上的自由，依赖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平等化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种平等化的状态之下，个人才有在事实上的而不是在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方式上的自由。”[⑤] 由此可见，杜威心目中的自由一定是与平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平等当然不是生理上的或财富上的平等，而是每个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平等。但是在具体的社会中，一方面，个人的平等机会是需要社会制度或社会条件加以保障的，另一方面，个人的自由能否得以实现还要取决于他所在的社会的整体利益或自由是否得到了实现。这样，个人的自由就必须服从于社会的自由，虽然社会的自由程度是由个人的自由实现程度所体现的。 

在对自由的态度上，杜威的观点颇为接近当今的社群主义思想。与社群主义强调社会对个人的作用一样，杜威明确反对把自由看作是独立于社会制度之外的个人所具有的东西，他坚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社会控制（特别是对经济力量的控制）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在公民自由的概念之外，杜威则更多地把自由理解为一种宽容的态度，一种对待他人的同情心。他这样写道： 


它的特点是有一种慷慨宽宏的态度，对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们，对那些未曾受过一次宽容的人们的一种同情心。它是人道主义的博爱主义广泛兴起的一部分。从如下的这个意义讲来，它也是自由的：即它的目的在于为那些世世代代以来未曾参加过公共事务以及未曾由此而获得好处的人们扩大了他们自由行动的范围。[⑥] 


应当说，正是这种宽容大度和恻隐之心，构成了杜威理解的自由概念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哲学所要关注的人的问题的核心内容。 

罗蒂对杜威哲学的解读 


在当今美国哲学中，实用主义的复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而在这种复兴中，第一代实用主义者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新关注。一些分析哲学家们（如蒯因）对皮尔士的思想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们从中发现了许多以往被忽略掉的、对分析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材料，特别强调了皮尔士的符号学、逻辑学、数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方面的原创性思想。而另一些分析哲学家（如普特南）则关注詹姆士的思想，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揭示了詹姆士思想中以往被误解的真实观点，试图恢复詹姆士思想的本来面目。还有的哲学家则看中了杜威，认为只有杜威的思想才真正代表了实用主义的精神，同时代表了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罗蒂是最早以杜威的思想复兴实用主义的哲学家。他早在《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中就把杜威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把他们看作是哲学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他们都代表了一种与传统镜式哲学完全不同的教化哲学。罗蒂对杜威给予的特别关注还不仅把他看作这样的一个代表，他也对杜威思想给予了特别的解释，其中他对杜威经验学说的解释引起了西方哲学界的很大反响。他认为，杜威“终其一生，杜威一直在治疗型的立场和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立场之间摇摆，那就是：哲学要成为‘科学的’或‘经验的’，并且要做某种严肃的、系统的、重要的以及建设性的事情。”[⑦] 在罗蒂看来，由于缺少语言哲学的意识，杜威看不清知识和经验之间没有直接的证明关系。当杜威把人的认识和动物的适应环境不加区别，认为“认知经验一定起于非认知经验”时，他滑向了基础主义的泥潭，违背了他自己的反基础主义立场。杜威的愿意是要反对二元论哲学传统，但他没有看到。这种反对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站在洛克一边，认为人类有机体中所具有的因果过程，不用任何非自然东西的侵入，就足以解释知识（道德的、数学的、经验的、以及政治的）的获得；另一种也可以站在黑格尔一边，认为对于知识要求的合理的批判总是依据人类在特殊时代所面临的问题。”[⑧]罗蒂认为，杜威本来是个黑格尔的继承者，但在《经验与自然》中，成了洛克的信徒。他想像洛克那样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同时又像黑格尔那样，成为一个历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