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伊利格瑞：性差异的女性哲学(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女性身体是如何地一方面被挤出观念和知识的理性领域，而另一方面同时又持续不断地滋养着它、供给它以感性的和母性的品质。在我们的文化中，伊利格瑞宣布，逻辑、身份、理性等在象征上都是男性的，女性不是局外人、“空洞”，就是未被象征化的残余。她们至多只是发挥一些母性的功用罢了。想象不只是专属于哲学家和精神分析专家，它是一个“社会想象” ，一个被认作现实的想象，必然地将女性置于悲惨的境地。与男人不同，在象征秩序中女人感到“无家可归”。伊利格瑞不相信想象是不可删减的，这一点与拉康的观点相左。她坚信社会想象将发生急剧的变革，一个从前不可设想的新的构型终将显露出来。
伊利格瑞强调，改变社会想象将最终使它能够接纳女性身体。不应忘记，如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与身体的关系总是想象性的或象征性的。在西方的形而上学中，主体的想象性身体是男性的，性别差异迄未存在过，当然也绝不存在于社会想象之中。
为了促使一个新的想象类型的出现，一个能够揭开和言出多少个世纪以来被压抑的女性身体、女性想象的新型想象，就必须对西方男性思想的无意识展开分析。伊利格瑞坚持，除非这被压抑的东西被恰当地纳入象征，否则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表出男性要素与女性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惟如此，我们才可能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女性想象，并且看见身份将不再只是意味着同一个事物。
在《窥镜》中，伊利格瑞曾经阅读和解析过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艾柯哈特（Maitre Eckhart）、康德、柏拉图等几位哲学家，在20世纪80-90年代她继续批判地阅读了尼采、海德格尔、黑格尔、列维纳斯、梅洛-庞蒂、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两部分别关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作品：《尼采的海上情人》（Amante marine, de Friedrich Nietzsche, 1980）和《海德格尔的遗忘空气》（L’Oubli de l’air, Chèz Martin Heidegger, 1983）。它们均是诗性哲学的写法，美丽而又晦涩。
《海上情人》可以读作关于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沉思或玄想。这里令伊利格瑞感到兴奋的是，尼采可能为她思考性差异提供一些新的路径。她深知尼采与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同谋关系，也清楚简单挪用尼采观点的危险性。于是，她迂回曲折地将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处理认作这样的一场历史运动，其中“迄今所有的价值都被贬值” ，其中人失去了其道德和理性世界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不再能够被保证以“普遍真理”或“绝对真理”。她批评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种价值重估行为，但这一重估行为未能走出同一性的怪圈；其所谓的“妇女”也是此怪圈的一个同心概念，即是说，它依然是“同一的他者”，尽管他声称自己已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在尼采，在柏拉图也一样，伊利格瑞坚持，妇女的女人性总是被篡改为男性真理原则的否定性对应物。
《海德格尔的遗忘空气》是伊利格瑞的又一个“解构性”文本。她努力钻进海德格尔话语的内部去言说：模仿，拼凑，以这些相似性策略揭开正规语言使用的假面。结果本书一方面看起来“接近”于海德格尔的文本，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读成对海德格尔遗忘不可见因素的批判，这不可见的就是空气，就是被海德格尔遗忘的女性因素。在她看来，海德格尔偏爱大地，如同尼采偏爱于火。因而如尼采不知道其对水的恐惧，海德格尔未能认识到空气之“不可见性”的观念意义。
连缀伊利格瑞写作的一条特征鲜明的线索就是间接性，这在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也一样。它使对女性哲学而言尤其具有生产性的持续暧昧成为可能，因为它允许讨论妇女在英雄传统中的缺席，而又既不肯定也不反对这一传说。伊利格瑞想做到的是，坚持性差异立场，但同时取消同一/他者二分法及其对同一性的强调。为此她重新阐释了巴门尼德关于一与多之种种形相的思辩，认为在巴门尼德的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以这种方式她复活了前苏联拉底的前形而上学和前体系学的、与僵硬的哲学概念相对抗的思想，就如尼采和海德格尔所做的一样。追随两位前驱，她试图恢复传统中被遗忘的因素，以回应当前后基督时代的专门性。
在以上两部书之间，值得提及的是她在1981年5月蒙特利尔“妇女与疯癫”研讨会上的系列演讲。她提出，西方文化的基础不是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假定的弑父，而是弑母。按照她的读解，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amnestra）神话是一个关于母亲与其女儿伊菲革尼亚和埃莱克特拉为父权制作牺牲的叙述。伊菲革尼亚基本上就是为阿伽门农所牺牲，埃莱克特拉被弃置于疯癫，而俄瑞斯特斯这个弑母之子则被遴选来建立新的秩序。重心不在俄底浦斯，不在阉割，而在主要的文化禁忌，在与母亲的关系。俄底浦斯的作用是掩藏与母亲的脐带联结之被切割。如果沉默于此类原始行为，那就会使最具破坏力的和最强暴的如下想象永恒化：妇女是贪欲的怪物，是危险的疯狂与死亡。但这些想象另一方面也指示了被在压抑的、无法消化和无法分析的憎恨情感，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在文化上为此情感所苦，她们被捆入属于男性幻象的古代想象。
对于伊利格瑞来说，象征秩序的功能，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社会契约的功能，即产生于这种弑母的牺牲行为。是它们将作为女人的女人排挤了出去。在此情况下要象征化母女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将人类进入语言王国描绘为孩童与其母亲的分离这方面，精神分析学可谓贡献卓著，但是它很少或几乎看不到这个孩童实际上被理解为儿子。正是这个儿子而非女儿通过语言的介入或者用拉康的术语说“父名”将其自身与母亲分别开来。儿子不仅是一个潜在的父亲，而且还是一个主体，一个男人。而女儿则只是一个潜在的母亲。在象征秩序中，她的女人身份只能经由母亲的角色来体验。象征秩序教给儿子的第一节课是敬畏乱伦的禁阻，并将母亲客体化，以使自己能够与她拉开距离。与儿子相反，由于其与象征关系的贫弱，女儿不能成功地取得与母亲的分离。因此，女人就相对容易陷入精神错乱和抑郁症。通过对精神病患者之话语类型的分析，伊利格瑞发现，女人的语言常常为冲动、为不肯定性所主导，她缺乏行使言说主体的能力。
伊利格瑞系统地研究了女人是如何地被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她重新阅读和阐释希腊神话对女性的呈现和再现，以及它们在诗歌和戏剧作品中的表现。她还反思神学的传统，以找出适合于女人的神圣概念。她找到了女人的神即女神。如果说基督教的神是男性想象的标本，女性经验不在其视线之内，那么女神这属于女人的神则显形出多样、差异、生成、流动、节奏、触感以及“身体的光辉”。在父权制的宗教经验中，一个能够兼具这所有性质的神圣实体是不可能存活的。
三、 性差异与作为二的自然
性差异一直是伊利格瑞关注的焦点。在其《我爱向你：关于历史上一种可能幸福的素描》（J’aime à toi: Esquisse d’une félicité dans l’histoire, 1992）中，她探讨了两性之间的交流难度，以及建立在性差异之上的主体间性辩证法。她主张超越两性差别而进入“作为二”（Être Deux）的领域。在她性差异的伦理的和哲学的重要性在于：惟有“是两者”作为具体而可感的例子呈现给我们，它才有可能取得伦理的普遍性。
这种推理在伊利格瑞的哲学和伦理学写作中有很长的历史了。她一直在证明那个导向父权制建立和对性差异压抑的、强暴性的“一”的逻辑，在历史上是如此地与人类主体之否认自然对她的恩惠以及不再尊重其本身的自然等等相伴随的。她认为，将母亲等同于自然，将生儿育女仅仅减缩到父亲或丈夫一系，将女儿从母亲中异化出来，都是携手于这样一种错误的做法，即丢弃将自然视作肥沃的、给予生命的大地的宇宙论，而代之以功
伊利格瑞强调，改变社会想象将最终使它能够接纳女性身体。不应忘记，如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与身体的关系总是想象性的或象征性的。在西方的形而上学中，主体的想象性身体是男性的，性别差异迄未存在过，当然也绝不存在于社会想象之中。
为了促使一个新的想象类型的出现，一个能够揭开和言出多少个世纪以来被压抑的女性身体、女性想象的新型想象，就必须对西方男性思想的无意识展开分析。伊利格瑞坚持，除非这被压抑的东西被恰当地纳入象征，否则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表出男性要素与女性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惟如此，我们才可能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女性想象，并且看见身份将不再只是意味着同一个事物。
在《窥镜》中，伊利格瑞曾经阅读和解析过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艾柯哈特（Maitre Eckhart）、康德、柏拉图等几位哲学家，在20世纪80-90年代她继续批判地阅读了尼采、海德格尔、黑格尔、列维纳斯、梅洛-庞蒂、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两部分别关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作品：《尼采的海上情人》（Amante marine, de Friedrich Nietzsche, 1980）和《海德格尔的遗忘空气》（L’Oubli de l’air, Chèz Martin Heidegger, 1983）。它们均是诗性哲学的写法，美丽而又晦涩。
《海上情人》可以读作关于尼采权力意志哲学的沉思或玄想。这里令伊利格瑞感到兴奋的是，尼采可能为她思考性差异提供一些新的路径。她深知尼采与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同谋关系，也清楚简单挪用尼采观点的危险性。于是，她迂回曲折地将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处理认作这样的一场历史运动，其中“迄今所有的价值都被贬值” ，其中人失去了其道德和理性世界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而不再能够被保证以“普遍真理”或“绝对真理”。她批评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种价值重估行为，但这一重估行为未能走出同一性的怪圈；其所谓的“妇女”也是此怪圈的一个同心概念，即是说，它依然是“同一的他者”，尽管他声称自己已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在尼采，在柏拉图也一样，伊利格瑞坚持，妇女的女人性总是被篡改为男性真理原则的否定性对应物。
《海德格尔的遗忘空气》是伊利格瑞的又一个“解构性”文本。她努力钻进海德格尔话语的内部去言说：模仿，拼凑，以这些相似性策略揭开正规语言使用的假面。结果本书一方面看起来“接近”于海德格尔的文本，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读成对海德格尔遗忘不可见因素的批判，这不可见的就是空气，就是被海德格尔遗忘的女性因素。在她看来，海德格尔偏爱大地，如同尼采偏爱于火。因而如尼采不知道其对水的恐惧，海德格尔未能认识到空气之“不可见性”的观念意义。
连缀伊利格瑞写作的一条特征鲜明的线索就是间接性，这在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也一样。它使对女性哲学而言尤其具有生产性的持续暧昧成为可能，因为它允许讨论妇女在英雄传统中的缺席，而又既不肯定也不反对这一传说。伊利格瑞想做到的是，坚持性差异立场，但同时取消同一/他者二分法及其对同一性的强调。为此她重新阐释了巴门尼德关于一与多之种种形相的思辩，认为在巴门尼德的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以这种方式她复活了前苏联拉底的前形而上学和前体系学的、与僵硬的哲学概念相对抗的思想，就如尼采和海德格尔所做的一样。追随两位前驱，她试图恢复传统中被遗忘的因素，以回应当前后基督时代的专门性。
在以上两部书之间，值得提及的是她在1981年5月蒙特利尔“妇女与疯癫”研讨会上的系列演讲。她提出，西方文化的基础不是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假定的弑父，而是弑母。按照她的读解，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amnestra）神话是一个关于母亲与其女儿伊菲革尼亚和埃莱克特拉为父权制作牺牲的叙述。伊菲革尼亚基本上就是为阿伽门农所牺牲，埃莱克特拉被弃置于疯癫，而俄瑞斯特斯这个弑母之子则被遴选来建立新的秩序。重心不在俄底浦斯，不在阉割，而在主要的文化禁忌，在与母亲的关系。俄底浦斯的作用是掩藏与母亲的脐带联结之被切割。如果沉默于此类原始行为，那就会使最具破坏力的和最强暴的如下想象永恒化：妇女是贪欲的怪物，是危险的疯狂与死亡。但这些想象另一方面也指示了被在压抑的、无法消化和无法分析的憎恨情感，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在文化上为此情感所苦，她们被捆入属于男性幻象的古代想象。
对于伊利格瑞来说，象征秩序的功能，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社会契约的功能，即产生于这种弑母的牺牲行为。是它们将作为女人的女人排挤了出去。在此情况下要象征化母女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将人类进入语言王国描绘为孩童与其母亲的分离这方面，精神分析学可谓贡献卓著，但是它很少或几乎看不到这个孩童实际上被理解为儿子。正是这个儿子而非女儿通过语言的介入或者用拉康的术语说“父名”将其自身与母亲分别开来。儿子不仅是一个潜在的父亲，而且还是一个主体，一个男人。而女儿则只是一个潜在的母亲。在象征秩序中，她的女人身份只能经由母亲的角色来体验。象征秩序教给儿子的第一节课是敬畏乱伦的禁阻，并将母亲客体化，以使自己能够与她拉开距离。与儿子相反，由于其与象征关系的贫弱，女儿不能成功地取得与母亲的分离。因此，女人就相对容易陷入精神错乱和抑郁症。通过对精神病患者之话语类型的分析，伊利格瑞发现，女人的语言常常为冲动、为不肯定性所主导，她缺乏行使言说主体的能力。
伊利格瑞系统地研究了女人是如何地被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她重新阅读和阐释希腊神话对女性的呈现和再现，以及它们在诗歌和戏剧作品中的表现。她还反思神学的传统，以找出适合于女人的神圣概念。她找到了女人的神即女神。如果说基督教的神是男性想象的标本，女性经验不在其视线之内，那么女神这属于女人的神则显形出多样、差异、生成、流动、节奏、触感以及“身体的光辉”。在父权制的宗教经验中，一个能够兼具这所有性质的神圣实体是不可能存活的。
三、 性差异与作为二的自然
性差异一直是伊利格瑞关注的焦点。在其《我爱向你：关于历史上一种可能幸福的素描》（J’aime à toi: Esquisse d’une félicité dans l’histoire, 1992）中，她探讨了两性之间的交流难度，以及建立在性差异之上的主体间性辩证法。她主张超越两性差别而进入“作为二”（Être Deux）的领域。在她性差异的伦理的和哲学的重要性在于：惟有“是两者”作为具体而可感的例子呈现给我们，它才有可能取得伦理的普遍性。
这种推理在伊利格瑞的哲学和伦理学写作中有很长的历史了。她一直在证明那个导向父权制建立和对性差异压抑的、强暴性的“一”的逻辑，在历史上是如此地与人类主体之否认自然对她的恩惠以及不再尊重其本身的自然等等相伴随的。她认为，将母亲等同于自然，将生儿育女仅仅减缩到父亲或丈夫一系，将女儿从母亲中异化出来，都是携手于这样一种错误的做法，即丢弃将自然视作肥沃的、给予生命的大地的宇宙论，而代之以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