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主义的自然观，它视自然为人类主体所应控制和超越的粗鄙物质，必须按着人类自身的利益予以改造。当前的战争、灾荒和饥饿等等实则是由男性单独建立起来的以牺牲女性、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社会体制之合乎逻辑的历史宿命。这种社会体制使“一”的永恒回归万世长存，将此回归当作要女性作牺牲的基本动力。针对此一毁灭性的社会组织方式，伊利格瑞的解决办法是性差异的“多产联偶”。这一联偶有机缘开辟一个新的未来，它将解除这种毁灭性的力量，而拥抱那尊重自然之发生原则的价值观。 
     在《我爱向你》中，伊利格瑞重访黑格尔，质疑他关于“否定性”的概念。其实这个问题自《窥镜》以来就一直萦纡其脑际。按照她的理解，黑格尔认自然为有限和直接，缺乏普遍的生命，而理性意识则能够通过否定自然之直接性而赋予它以普遍生命。意识将理性的意义形式灌入无生命的物质。一个理性主体，借助其精神作用而否定、扬弃和超越自然性，这种精神作用既是活动本身，又是此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客体。 
     将自然与精神相分离也见于黑格尔有关家庭的论述，如伊利格瑞所指出的，也特别见于性别角色的等级组织。该组织将妇女当作自然的直接性来配置，不给她们“以妇女身份”进入文化秩序的可能。这一点对于伊利格瑞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她强调正是性差异本身被固定在自然的直接性之内，被阻止进入精神和市民社会的布局。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概念中，性差异不可能被表现出来，因为它是一种本源性的反人类中心的否定形式，这否定就出自于自然本身。性差异瓦解了自然与精神的二元对立结构： 
     
     自然至少是两个：阳性的和阴性的。那所有企图超越自然而进入普遍的玄思都忘记了自然并不是一。要超越——假使它是一个命令，那么就有必要离开现实，而现实则是二（这个二自身又包涵着次一级的差异：例如，较小/较大，较年轻/较年长）。普遍性设想其自身为一，它是从一中被想象出来的。虽然可以说，这个一并不存在。 
     如果这个一并不存在，那么有限就被写进了自然本身。先于任何超越自然的必要性，重要的是认识到自然是二。这个二将有限写进了自然本身。没有什么自然胆敢声称与自然之整体相当。这样的自然根本就不存在。就此而言，一种否定的形式便存在于自然之中。否定决非惟人才具备的一种意识行为。相反，假使人不能意识到写进自然的有限，他与自然的对抗就不会取得否定的效能。否定性控制着自然，并试图以意识凌驾其上，这无异于说，从此时此刻起意识到就被这样一个自然的天真所主宰：我即整体。 
     
     伊利格瑞在多部著作讨论过“二”的问题，她的看法是，“作为二”代表了与他者关系的基础。她断言，正是通过“差异”问题，“作为二”的问题今天才能向我们展开。此外，差异还涉及如何成功地与他代、他族、他文化、他人民和谐相处，而不再考虑与作为他者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性别之间这最世俗和最普遍的关系现在有可能启发我们去创造一种或具体或抽象、或经验或先验的“关系文化”，它也有可能使我们以民主的方式进入所有其它的多样性存在。 
     

   四、模仿作为一种内在话语方式 
     
     伊利格瑞很少直接介入美学问题，但其写作风格却内在地就是诗意的和美学的，与传统哲学话语极不相同。为了暴露“主人话语权力”的隐在前提，为了掘出被它所遗忘的“女性”、“母性”，伊利格瑞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即她所解释的： 
     
     在初始阶段，可能只有一条“道路”，它被历史地赋予女性，它就是模拟的道路。一个人必须故意地取得女性角色。这也就是说，将一种服从的形式转换成肯定，从而开始对它施行阻挫。如果对此情形所进行的直接的女性的挑战意味着要求作为一个（男性）“主体”而讲话，那么这也等于是认可了一个对于拥戴性差异的观点的联系。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演练模仿因此就是去发现她究竟是在何处被话语所盘剥，使其不致被简单地缩减成这一话语。这即是说，使她再次臣服于——就她处在“可感物”和“质料”一方而言——“观念”，特别是那些关于她的观念，它们内在于或者被一个男性逻辑所阐述，但是其目的则是为了在一个嬉闹的重复中“彰显”那些被认为是仍然“晦暗”的东西：在语言中被掩盖的一个可能的女性活动…… 
     
     模仿是一个借自于哲学的术语，伊利格瑞用它描述她是如何将女性的假面即她所称的女人性改造成为一种对女人性再次挪用的手段的。模仿绝不只是一个戏拟性的话语方式，如她的一些批评者所设计的那样，被简单地用来解构厌女症的话语。伊利格瑞的模仿意指的是作为肯定性的差异，它是对他者的特性所进行的快乐的再挪用，这种再挪用决非对现存阳物中心主义的权力分配作一单纯的颠倒。伊利格瑞的模仿超出了假面和拟真（mimicry）——“拟真”是一更加本质化的模仿，它使人联想到原初柏拉图意义上的模仿——，它指的是女人性的诞生。在她看来，女人性只能从女人性内部或从其地下（借用她一个考古学的比喻）产生出来，从其被埋藏的地方产生出来。内在于模仿的差异就是内在于差异的差异。 
     在《窥镜》一书，伊利格瑞调用各种各样的意象来呈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强加于妇女的存在状态。这些意象表露了妇女的被阉割，其欲望中和其欢乐（joiussance）中的被阉割。它们还表露了她于贞洁中的避难，在那里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沉默。《窥镜》将与女性哲学有关的被遗忘的因素从克里斯蒂瓦所谓的“符号穹若”里提示了出来：毗邻、距离、触觉、赞美诗、流动、液体、直接、处女膜、鲜血、神秘、歇斯底里、口唇、贞操、子宫等等，——女性哲学不应排除这类女人所专有的东西。 
     伊利格瑞在其文本和话语中从不装出一副“主体”的面孔，从不使用堂而皇之的复数“我们”以躲藏于或参加进由哲学话语所建构起来的通则。“女性言说”（parler-femme）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她在《非一之性》最后一章《当我们的两唇说到一起时》所讲述的。她谈论女人的性，但她并不多么强调其解剖特征，而认为重要的是“女人之性的形态学”。她希望为女人之间爱的语言、为超越于阳物法则的性快乐留出位置：在俄底浦斯危机和个性化需求之前的一个位置，在女人之间有亲密感存在的、在不需要将自我与他者相隔绝的一个位置。“她”（elle）向她的爱人讲话，以一种将女性主体再建造为“你/我”（tu/je）的方式。她的语言试图解除一个统一的主体，放弃作为一种人类关系模式的主-客体范型。“你”（tu）与“我”（je）是等值的；其共同性是在写作中表现为它们被双重地刻写成主体。不再受制于专有名称的严格的功能区分，情人们抛弃了对那些实质上不适合于其关系的常规专用语的要求。“两唇”意象所提示的是一种别样的交流方式，而非一僵硬的模式。它意味复数性、多元性，以及一种与阳物话语方式不同的“在触觉中”存在的方式。 
     在《海上情人》一书，伊利格瑞继续从话语的内部讲话，但以一种抒情的、咒语似的语调，拒绝提出任何一个正面的主题。她致力于进行一场情爱对话，不过她又好像来自于全然的异域，来自于海洋或者镜子的背面，在那里一切熟悉的逻辑规则都被颠倒、被解构，以及总是处在剧变之中。 
     在与哲学家尼采所进行的情爱交流中，伊利格瑞让尼采袒露他关于妇女、真理、美、价值重估的观点，但同时缠绕以各种流动不止的统觉、触觉和亲近感，从而清理出那些被压抑的事物，如“女人性”（le féminin）或“他处”，它们不进入模枋的重复性规律，而是反对再现，作为缺席或沉默。在伊利格瑞的著作中，能够发生作用的仅仅是这样一条规则，它对它自身是特殊的但从来不是恰切的，它从它诸多不同的建立在女人身体形态学基础之上的形式中取得其价值。 
     
     五、 言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