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超人学说是尼采关于社会理想和宗教理想的学说，它建立在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和“权力意志”为中心的本体论、伦理学与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并与这些学说一起构成了统一的尼采哲学。但是，它不是尼采哲学的全部。把超人学说简单地等同于尼采的历史观，甚至把超人与天才划上等号，把超人学说等同于卡莱尔的英雄崇拜，不尽符合尼采思想的本来面目。把超人学说归结为极端个人主义也未必妥当。不可否认，尼采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鼓吹者，他本人是历史上少见的自大狂，但是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伦理学说中。“超人”学说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神秘主义，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失望和对传统资本主义理想的不满所导致的所谓极积的“虚无主义”和“理想主义”。
三
任何一种社会理想都是现实的反映，是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作出的设想，体现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尼采的超人理想也不例外。尽管尼采在自传中声称，他是从突如其来的灵感中，获得了“超人”的形象。实际上他的超人神话却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社会的产物。当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形成而造成了争夺霸权的斗争；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工人政党普遍建立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欧洲资产阶级的各派理论家纷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以图应付新的局面。在英、法两国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主张继续维持。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理想，用“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来粉饰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用“博爱”、“利己与利他的统一”等伦理观念和改良主义的政策来调和阶级矛盾，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来影响工人阶级，使其满足于眼前的利益(如选举权的获得，生活待遇的提高)而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同时，在“自由竞争”的口号下，维系已经获得的霸权地位。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也持类似的态度。他们提出了所谓“伦理社会主义”的学说，把按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伦理原则建立起来的“道德人的交往团体”说成是社会主义，又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象康德的“自在之物”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企图以此诱使工人阶级放弃消灭私有制以实现彻底解放的社会理想。这类社会理想固然有利于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但它只能掩饰伴随着向帝国主义过渡而到来的政治上的反动，却不能为垄断资产阶级对内的残暴统治和对外的侵略扩张直接提供理论依据。后起的、由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融合而成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此尤其不能满足。
尼采提出了另外一种理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寄希望于一个未来的贵族统治集团，一个“金发野兽”的种族——“超人”。这些“金发野兽”构成一个紧密的团体，在其内部讲忠诚和友谊；在这个集团之外，对于别的国家，别的人则象凶禽猛兽一样不受任何道德的束缚，肆意发挥自己的权力意志，以“撒谎、暴力和最无耻的自私自利”为武器（39），以残忍、凶猛、鲁莽、无理性为美德。在尼采看来，唯有产生这样的统治集团才能应付未来的局面；唯有超人理想才能使统治阶级清
醒起来、振作精神，无所顾忌地镇压民众和争夺霸权。尼采的这种理想无疑表达了正在形成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封建色彩浓重的正在走向军国主义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事实上，以铁血宰相著称于世的俾士麦正是按这种“金发野兽”的方式行事的。他对内实行“非常法”，迫害和取缔欧洲工人政党中历史最久、力量最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外疯狂实行扩张政策。无怪乎有的评论家称尼采为“俾士麦的兄弟”。（40）
由于尼采激烈攻击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理想，尼采的“超人学说一度被短视的资产阶级舆论界视为“现代社会的纯粹的灾难”。但是尼采的攻击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在他看来，民主制、普选制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会助长被压迫阶级的“多数就是优势”的信念而导致革命；在“自由”“平等”的口号下对工人阶级实行怀柔政策，施以小恩小惠，不会使工人满足，也不足以使他们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相反，它会磨灭统治者的意志，甚至会否定贵族的特权。尼采认为，贵族的特权和传统是万万废除不得的。因为“在良好和健康的贵族身上主要的东西是：……他们可以毫不动心地、毫无愧作地、毫无限制地牺牲别人，使这些人为他们而遭到践踏，降为奴隶，降为工具”。（41）发扬这种品质、承认贵族的特权正是达到超人的必要条件，“假使贵族放弃了特权，……那末就是堕落。”（42）尼采相信，只要有了具有贵族的铁的意志的统治种族，把劳动群众控制得服服贴贴，迫使他们相信，“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具备高等形式并以此证明自己是优越的，是天生有权命令别人的”那末，他们就会“甘愿服从于任何方式的奴役”，“群众中就怎么也不会有什么社会主义了。”（43）由此可见，尼采的超人理想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之间的对立只是剥削阶级内部的对立，只不过尼采更侧重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刽子手的职能，更多地代表着已经资产阶级化的旧贵族和正在形成的金融贵族的要求。正如最早发现尼采的丹麦评论家勃拉姆斯所说，尼采学说是“贵族的激进主义”。
尼采的超人学说，本质上是反动的。但是列宁曾经提醒我们：马克思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反动分子(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学说中包含有关于政治事件更替的规律性和阶级斗争的深刻思想。”（44）尼采在呼唤超人的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所造成的颓废和沉沦，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精神和信仰上的危机，以及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的动摇。他还预言，行将到来的二十世纪将交织着革命和战争，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将继续深化。这些思想，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的“社会和平时期”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当深刻的。当时，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舆论界正陶醉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相信依靠生产和科学可以确保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相信改良主义的政策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可以软化无产阶级而杜绝革命。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工人运动的相对沉寂当作是永久“社会和平”。在十九世纪末，有些人甚至预言文明民族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现在战争已经成了一个‘幻影”（45）。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跟他们一起赞美“社会和平”。同这些主张相比，尼采不失为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46）此外，尼采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基督教的虚伪性与欺骗性的揭露，对社会上存在着奴隶与老爷的对立的分析等等，虽然其出发点是维护剥削和压迫，都坦率地承认了阶级对立的事实，比之于掩饰社会阶级对立的种种理论，应当说是比较深刻的。艾思奇同志曾经写道：尼采超人学说的理想主义是反动的，但是“曾有一些消极的反抗意义”，“理想主义曾是对于没落时代寄生的资产阶级的物质主义的暴露”。（47）这是符合实际的。
看到这一点才能够理解尼采对后世影响的复杂性，超人学说在本世纪曾经为法西斯主义所祟拜，也为一大批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引为先师。但是确实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从超人学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