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尽管我们可以发现与我们的传统完全不一致的荒谬的解释。除此之外，作为后知之明的“事后诸葛亮”式的鉴别也无助于我们当下区别好的与坏的解释。“事后诸葛亮”所做的是让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及时地认识到我们需要更改我们的解释，迦达默尔会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现在的问题仍然存在着：我们如何知道在一定的时间内哪个解释是“最好”的，如果“最好”的解释存在的话？的确，迦达默尔并未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责怪迦达默尔，因为他一直有言在先，正如前文他述，他声明他“不是在提出一种方法”，他是“在描述真实的情形”而已。[1](p512) 
总之，在迦达默尔看来，任何文本都是对人类生活的某一或某些问题的问答，而对文本的理解则是从它们的回答中提出新的问题，以推进新的理解。因而对文本的理解，或对人类生活世界的认识或理解，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无限性的过程。显而易见，迦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一种“来自生活经验”和“说明生活经验”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从普遍性原则抽象地推导出具体结论的哲学，其理论魅力在于它留给了我们选择的开放性。它给我们一种自由、选择和变化的意义，且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警惕独断论式的信念，而独断论式的信念存在于所有传统的人文学科传统之中。因此，当我们与一个文本或一个人对话时，不要去简单地盲目地相信我们被教授或被告诉的内容，而是相信我们可以塑造我们被教授的内容，因为是人决定着传统是什么和它对人们意味着什么，而不是相反。迦达默尔的解释理论解释了建构传统的过程和作为结果的解释的获得。它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于不存在单一的、最终的、正确的或“真正的”答案感到欣慰，我们应该喜爱这一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答案。当然，依照迦达默尔的解释学逻辑，我们必须同时要理解这些答案可能也会改变。

参考文献：
[1] Hans 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M] trans.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New York: Continuum, 1994.
[2]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M]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Row/Harper Collins,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