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康德哲学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是法国哲学群星灿烂的时期，显示了一种世纪末和世纪交替的特色。这时的法国哲学家每有新的精彩议论，常使人在眼花缭乱中惊心动魄。但法国的这些哲学新星，都有深厚的学问基础；他们是“现代的”、“后现代的”，但他们并没有把“古典的”抛开一边，而是认真地研究它，在这个基础上使自己的创新在理论上厚实起来。这是“学问”之道。
德罗兹(Gilles Deleuze)是法国哲学新星中的一员，思想相当激进，但1963年，他出版过一本论康德哲学的书，叫“La Plilosophie Critique de Kaut”。这本书1984年被译成英文出版。
我最初知道这本书是1988年在英国牛津时蒙特菲尔(Alaf Monteniore)向我推荐的，回国后，我竟然买到这本书的英译本。拜读了三遍，我觉得这是一本在总体上把握康德哲学思想最精练、最认真、也最有新意的杰作，它篇幅很小，英译才80页，而内容却囊括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小而涉及面广，对关键问题却绝不含糊，譬如康德在论述时空时为什么分“形而上学的解释”和“先验的解释”，过去我们读康德书时也总想找出一些切入点来，但却不清楚，德罗兹以“Quid facti”（事实上的）和“Quid juris”（权限上的）来分，就比较清楚。这本书，往往能在看起来比较小但实际却相当要紧的关节上，有中肯的阐述。在德罗兹为这个英译本新写的“序言”中，把康德哲学与近几十年哲学思想中的一些新问题如时空、同异、有序无序等联系起来，使康德哲学在现时代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有一个新的意义。此种意义并不是现在的人硬加给康德的，而是原本就在康德的著作中，只是只有现代的人——经过“现（当）代”、“后现代”思潮“洗礼”的学者，才能把它们识别、阐发出来。
一、应该从何种总体角度来理解康德哲学
德罗兹在总体地把握康德哲学这一点上是很扎实的，这倒不仅仅是他把康德三大批判统一起来考虑。因为这个工作，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而在于他对这三大批判的理解，有一个过去不太为人注意，或注意不够的总体的角度，这个角度同时也是康德自己所要紧紧把握住的。这个角度就是：人的理性在脱离了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后，如何行使自身的合法权利。哲学离不开理性，它面对的是文明的世界，而不是自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法度”的，理性就是要为这个文明世界的成员分配适当的“权限”，使之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而不致分崩离析。有“法度”的世界就是一个“国度”。
过去我们读康德的书时当然也知道他喜欢用“王国”这个词，像目的王国、人的王国等；而且也指出过他喜用法律的名词，以为他是借用来的，有点比喻的性质，并不当真认为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读了德罗兹的书后，才发现原来这正是康德哲学的主要立意所在：康德哲学就是要为这个文明的理性王国找出各种“职能”的立法根据，分清各种“职能”的立法权限，而防止各个“职能”之间的“越权”（过去常用“僭妄”或“僭越”）。
说起“职能”(faculties)，也是德罗兹提出来理解康德哲学的一个主要的词。这个词过去也用，但常从心理、生理上来读它，理解为“能力”。尝奇怪为什么德罗兹在研究康德这个反心理主义者的哲学时，却要用这个词。原来，仍然要从“王国”的角度来理解faculties。从一个“国度”来理解“faculties”，大概就是职司、职能的意思，连学校、公司的职员都可以叫“faculty”。康德哲学，就是要研究文明的理性王国如何合度地行使理性各种职能部门，所以faculties这个词就很关键，对理解康德哲学的总体思路，很重要。
二、关于高级“职能”
当然，faculties也并不排斥主观“官能”的意思。相反，“官能”仍是这个词的主要内涵，只是在康德哲学中，“官能”有高下之分，而哲学所要探讨的，是“官能”的高级职能。官可以是“生理性”的，如五官；也可以是“人性”的、“心理性”的，常被分为知、情、意三种，知为知识，分真假；情为情感，分愉快与痛苦；意为意志（欲望），分善恶。既然是一个“王国”，其“官（员）”也就有低级、高级之分，而其高下、大小之“分”也，在于“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小官”服从“大官”。在德罗兹看来，康德的这个“文明王国”亦有此种区分：知、情、意三个方面都有各自的高级“立法长官”，治理各自的管区，使各个管辖范围得以“自治”；当然也包括各管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所有这三部分能得以自治的根子，在于理性本有最高的立法权：“理性”是知、情、意三军的最高统帅，是文明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包括理性在内，各管区的“长官”，在康德看来，都只有“立法”权和“审利（评判）”权，而“行政”、“执行”权，则在经验手中。“立法”与“评判”权在经验之外——先验的；“法律”之运行则在“经验”之中。哲学是研究理性如何在各领域分配合适的“立法权”，而各经验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等等，则处理在各自的领域如何实现各自的权利，如何使“法律”具体运作，从而使这个“文明王国”在实际上繁荣昌盛起来。
这是德罗兹研究康德所采取的一个总的角度。在他眼里，康德的哲学系统很像一个实际的（资产阶段）“王国”，实行着三权（或二权）分立，各权“自治”，但都又依据统一的原则——理性。“理性的王国”与“现实的王国”一样，大小官员各司其职，低级服从高级，而问题正在于各级官员凭什么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他们又根据什么来划分势力范围？康德所谓“批判哲学”的“批判”，就是要为划分（厘定）各种“权力”的“限界”（权限），“审议”各职能部分的“权限”，毋使“僭越”而“越俎代庖”。
德罗兹还进一步区分“职能”的两种含义：一是指知、情、意本身的，如知识有高级职能，欲望、情感也有，即对象、外界向心智提供的各种表象之间的关系，服从何种“法律（则）”结构起来；另一种意思是由提供此种“表象”之来源——如“直觉”、“概念”及“观（理）念”，都受理性推理的必然性所决定，因而有其必然和普遍的性质。这是康德哲学的研究者常常讨论的题目。而德罗兹所要解决的是理性如何会（能）对这种含义上的“职能”具有必然的“号令权”？在德罗兹看来，理性之所以管得着这些领域，乃在于它对这个“王国”中一切“成员”（臣民）都有“关切”(interest)的关系。尽管理性不是（不应）直接——而是本应通过知性（悟性）来向“自然”立法，但由于理性对自然所具有的“关切”，所以才会产生矛盾、辩证的“幻相”。理性这个“王国”的“最高立法者”，对自己已分配下去的权限亦不得“僭越”，因而理性不是“王国”的“独断者”——“独裁者”。
德罗兹理解的康德哲学，实际上受着他自己对社会—机器的兴趣的巨大影响，但他此种理解角度，对揭示康德“哲学王国”作为（资产阶级）市民“王国”的投影来说，却是相当有意义的。由于中国社会历史进展的特殊性，我们对此种（资产阶段）“王国”（资产阶级法制社会）体会不如西方人深刻，在我们研究康德哲学时，对德罗兹这种揭露，就觉得有更多的帮助。
三、“知性（悟性）向自然立法”
在这个理性的“王国”中，首先遇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把自然也接纳为这个“王国”的“成员”；自然不再是荒漠，而也成为文明的组成部份。这是康德“知识论”——亦即《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部分，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部分。长期以来，西方的学者理解康德哲学的变革意义，重心也放在这一部分，因而有近代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知识论”转化之说。也正是在这部分，康德自诩他的学说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
德罗兹(Gilles Deleuze)是法国哲学新星中的一员，思想相当激进，但1963年，他出版过一本论康德哲学的书，叫“La Plilosophie Critique de Kaut”。这本书1984年被译成英文出版。
我最初知道这本书是1988年在英国牛津时蒙特菲尔(Alaf Monteniore)向我推荐的，回国后，我竟然买到这本书的英译本。拜读了三遍，我觉得这是一本在总体上把握康德哲学思想最精练、最认真、也最有新意的杰作，它篇幅很小，英译才80页，而内容却囊括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小而涉及面广，对关键问题却绝不含糊，譬如康德在论述时空时为什么分“形而上学的解释”和“先验的解释”，过去我们读康德书时也总想找出一些切入点来，但却不清楚，德罗兹以“Quid facti”（事实上的）和“Quid juris”（权限上的）来分，就比较清楚。这本书，往往能在看起来比较小但实际却相当要紧的关节上，有中肯的阐述。在德罗兹为这个英译本新写的“序言”中，把康德哲学与近几十年哲学思想中的一些新问题如时空、同异、有序无序等联系起来，使康德哲学在现时代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有一个新的意义。此种意义并不是现在的人硬加给康德的，而是原本就在康德的著作中，只是只有现代的人——经过“现（当）代”、“后现代”思潮“洗礼”的学者，才能把它们识别、阐发出来。
一、应该从何种总体角度来理解康德哲学
德罗兹在总体地把握康德哲学这一点上是很扎实的，这倒不仅仅是他把康德三大批判统一起来考虑。因为这个工作，已有不少学者做过；而在于他对这三大批判的理解，有一个过去不太为人注意，或注意不够的总体的角度，这个角度同时也是康德自己所要紧紧把握住的。这个角度就是：人的理性在脱离了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后，如何行使自身的合法权利。哲学离不开理性，它面对的是文明的世界，而不是自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法度”的，理性就是要为这个文明世界的成员分配适当的“权限”，使之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而不致分崩离析。有“法度”的世界就是一个“国度”。
过去我们读康德的书时当然也知道他喜欢用“王国”这个词，像目的王国、人的王国等；而且也指出过他喜用法律的名词，以为他是借用来的，有点比喻的性质，并不当真认为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读了德罗兹的书后，才发现原来这正是康德哲学的主要立意所在：康德哲学就是要为这个文明的理性王国找出各种“职能”的立法根据，分清各种“职能”的立法权限，而防止各个“职能”之间的“越权”（过去常用“僭妄”或“僭越”）。
说起“职能”(faculties)，也是德罗兹提出来理解康德哲学的一个主要的词。这个词过去也用，但常从心理、生理上来读它，理解为“能力”。尝奇怪为什么德罗兹在研究康德这个反心理主义者的哲学时，却要用这个词。原来，仍然要从“王国”的角度来理解faculties。从一个“国度”来理解“faculties”，大概就是职司、职能的意思，连学校、公司的职员都可以叫“faculty”。康德哲学，就是要研究文明的理性王国如何合度地行使理性各种职能部门，所以faculties这个词就很关键，对理解康德哲学的总体思路，很重要。
二、关于高级“职能”
当然，faculties也并不排斥主观“官能”的意思。相反，“官能”仍是这个词的主要内涵，只是在康德哲学中，“官能”有高下之分，而哲学所要探讨的，是“官能”的高级职能。官可以是“生理性”的，如五官；也可以是“人性”的、“心理性”的，常被分为知、情、意三种，知为知识，分真假；情为情感，分愉快与痛苦；意为意志（欲望），分善恶。既然是一个“王国”，其“官（员）”也就有低级、高级之分，而其高下、大小之“分”也，在于“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小官”服从“大官”。在德罗兹看来，康德的这个“文明王国”亦有此种区分：知、情、意三个方面都有各自的高级“立法长官”，治理各自的管区，使各个管辖范围得以“自治”；当然也包括各管区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所有这三部分能得以自治的根子，在于理性本有最高的立法权：“理性”是知、情、意三军的最高统帅，是文明王国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包括理性在内，各管区的“长官”，在康德看来，都只有“立法”权和“审利（评判）”权，而“行政”、“执行”权，则在经验手中。“立法”与“评判”权在经验之外——先验的；“法律”之运行则在“经验”之中。哲学是研究理性如何在各领域分配合适的“立法权”，而各经验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等等，则处理在各自的领域如何实现各自的权利，如何使“法律”具体运作，从而使这个“文明王国”在实际上繁荣昌盛起来。
这是德罗兹研究康德所采取的一个总的角度。在他眼里，康德的哲学系统很像一个实际的（资产阶段）“王国”，实行着三权（或二权）分立，各权“自治”，但都又依据统一的原则——理性。“理性的王国”与“现实的王国”一样，大小官员各司其职，低级服从高级，而问题正在于各级官员凭什么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他们又根据什么来划分势力范围？康德所谓“批判哲学”的“批判”，就是要为划分（厘定）各种“权力”的“限界”（权限），“审议”各职能部分的“权限”，毋使“僭越”而“越俎代庖”。
德罗兹还进一步区分“职能”的两种含义：一是指知、情、意本身的，如知识有高级职能，欲望、情感也有，即对象、外界向心智提供的各种表象之间的关系，服从何种“法律（则）”结构起来；另一种意思是由提供此种“表象”之来源——如“直觉”、“概念”及“观（理）念”，都受理性推理的必然性所决定，因而有其必然和普遍的性质。这是康德哲学的研究者常常讨论的题目。而德罗兹所要解决的是理性如何会（能）对这种含义上的“职能”具有必然的“号令权”？在德罗兹看来，理性之所以管得着这些领域，乃在于它对这个“王国”中一切“成员”（臣民）都有“关切”(interest)的关系。尽管理性不是（不应）直接——而是本应通过知性（悟性）来向“自然”立法，但由于理性对自然所具有的“关切”，所以才会产生矛盾、辩证的“幻相”。理性这个“王国”的“最高立法者”，对自己已分配下去的权限亦不得“僭越”，因而理性不是“王国”的“独断者”——“独裁者”。
德罗兹理解的康德哲学，实际上受着他自己对社会—机器的兴趣的巨大影响，但他此种理解角度，对揭示康德“哲学王国”作为（资产阶级）市民“王国”的投影来说，却是相当有意义的。由于中国社会历史进展的特殊性，我们对此种（资产阶段）“王国”（资产阶级法制社会）体会不如西方人深刻，在我们研究康德哲学时，对德罗兹这种揭露，就觉得有更多的帮助。
三、“知性（悟性）向自然立法”
在这个理性的“王国”中，首先遇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把自然也接纳为这个“王国”的“成员”；自然不再是荒漠，而也成为文明的组成部份。这是康德“知识论”——亦即《纯粹理性批判》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部分，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部分。长期以来，西方的学者理解康德哲学的变革意义，重心也放在这一部分，因而有近代西方哲学由“本体论”向“知识论”转化之说。也正是在这部分，康德自诩他的学说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