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Niklas Luhmann）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普通社会理论的“基本轮廓”。 而且，他还用这种社会理论对几十年来不断跨越不同领域的理论扩张进行了清算，让我们对他的计划有了清楚的了解。人们总是会认为自己能更好地理解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卢曼的研究与其说是想和从孔德到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专业传统联系起来，不如说是想延续从康德到胡塞尔的意识哲学问题史。他的系统理论并没有让社会学走上科学的康庄大道，相反，它把自己表现为一个被弃哲学的继承者。它力图继承主体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提问方式，同时又想超越主体哲学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它就完成了一种研究视角的转向，使自我分裂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失去了对象。运用在自身当中的社会系统理论，对不断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只能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而我所关注的是，卢曼从一定的距离出发，对主体哲学的遗产重新进行了研究，那么，立遗嘱者（主体哲学）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会进入系统理论呢？我们知道，自黑格尔死后，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作为现代性原则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广泛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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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概念是在控制论和生物学语境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如果想在同等水平上用它来取代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认知主体概念，我们就必须对系统概念重新进行定义。具体内容如下：系统－周围世界－关系（System－Umwelt－Beziehung）取代了认知主体与（作为可以认识的对象总体性的）世界之间的内外关系。对于主体的意识活动而言，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构成了核心问题。但现在，这一问题要让位于如何维持和扩展系统的问题。系统的自我关涉性是按照主体的自我关涉性模式建立起来的。系统如果不与自身建立起联系，并通过反思为自身提供保障，就无法与其他系统建立联系。但系统的“自我”有别于主体的“自我”，因为它并未凝聚成为统觉意义上“我思”的“自我”，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我思的“自我”必然会伴随着我的一切想象。系统理论必须把通过综合活动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意识同一性当中的一切内容从自我关涉当中的“自我”身上剔除掉。自我关涉性是个别系统运作的特征。但从这些明确的自我关系中，不会产生一个中心，让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自我呈现出来，并在自我意识形式中对自己有所认识。这样，反思性概念就同意识概念分离了开来。但这就需要一个自我关系意识基础的等价物，以便标示出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水平。作为对应于意识的杰出成就，卢曼引入了一个独特的概念：“意义”（Sinn）。就此概念而言，卢曼采用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描述。在胡塞尔看来，一个符号所表达的意义总是指向一种基本的意向（Intention）。“意向”是比“意义”更基本的概念。相应地，卢曼从前语言的角度把“意义”定义为与体验和行动的意向性相关的参照语境，其内部充满了现实的可能性。于是，加工意义或使用意义的系统就代替了具有自我意识能力的主体。  

　　这样一种概念的转换方式和意识哲学的思维模式有着结构上的类似性。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从康德经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背景之下，就会得出一些发人深省的结论：  

　　首先是先验哲学命题的经验主义转向问题。而且，系统－周围世界－关系完全是按照由先验意识构造的世界模式建立起来的。系统把自己与周围世界区别开来，从而把周围世界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视界加以建构。但意义加工系统只以复数形式出现。它们之所以能发生和自我维持，依靠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周围世界所提供的偶然的临界条件。它们不同于经验主体，没有在一种先验意识的同一性形式中暂时获得和谐。许许多多与系统相关的周围世界代替了建立在先验基础上的世界。 系统论者在其对象领域中发现了各种不同的系统－周围世界－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系统论者来说，先验与经验之间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系统理论凭借这一决定超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局限，这和黑格尔当时的做法如出一辙。黑格尔不但打开了进入先验主体发生历史的时间维度的通道，而且还发现，认知主体之外的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就体现在客观的和绝对的精神领域当中。不但主观精神是由主体性特征揭示出来的，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黑格尔使用的是精神概念，那么，卢曼使用的则是加工意义的系统概念，并以此获得了活动的自由，把作为一个系统的社会当作和作为精神系统的意识相似的东西加以研究。加工意义的系统不能等同于依赖意识的系统，犹如精神不能等同于主观精神。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前提要求明确区分系统内部的事件和系统周围世界中的事件。因此，所有系统都互为周围世界，并相互提高了必须加以克服的周围世界的复杂性。与主体不同，它们相互之间无法构成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系统。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作为具体环节而被结构到总体性之中。从这一点来看，系统理论并没有走上从主观唯心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路子。  

　　再次，卢曼和马克思很相似，因为马克思用“实践”代替了“自我意识”，并对精神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次自然主义的转向。社会劳动应当充当“类”与作为周围世界的外部客观自然之间交换材料的中介。因此，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始于劳动力的消耗，经由对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再返回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并被认为是类的自我再生产过程。系统理论认为，这个过程是自我创造的一个特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物质再生产，对于自我关涉的系统而言，则具有普遍意义。系统中所使用的每一个因素都必须通过系统自身而产生出来，而不能从其周围世界中“现成地”拿过来。加工意义的系统在运作过程中具有自我关涉性，这种自我关涉性具有的主要是一种自我创造的实践意义，而不是自我实现的理论意义。  

　　在这个前提下，系统理论赞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观点，主张对自身的发生语境和应用语境加以反思。系统理论的认识活动通过反思把自己看作是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和功能，同时又把社会过程看作是自己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一种理性概念，从而使自己能够在自我反思和真理的有效性以及从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暴力中解放出来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 系统理论允许认知行为（哪怕是自身的认知行为）融入到消除复杂性的系统活动中，进而消灭知识当中的一切绝对因素。系统理论把自己理解为一种功能分析，并且认为，由于这一方法所带来的相应问题，自己完全可以融入系统自我维持的功能关系当中——而没有任何超越这些关系的意图和力量。  

　　第四，哲学反思转移到系统范式上面，导致了对西方传统概念框架的进一步修正，比如存在、思想和真理等。我们如果认识清楚，系统理论研究把自身看作是一个有着自身周围世界的亚系统，那么，其非本体论的参照框架也就一目了然了。在这个周围世界当中，相关的系统－周围世界－关系构成了系统理论必须加以把握和处理的复杂性。这样，以自我为基础、并具有合理秩序的存在者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与认知主体相关并且可以再现的客观世界的认识论前提、以及与断言命题相关的事态世界的语义学前提等，就一下子都被贬值了。在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语言分析当中，这些前提所假设的是宇宙秩序、主客体关系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关系的基础性，而现在却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就被抛到了一边。卢曼的系统理论完成了从形而上学（Metaphysik，元物理学）到元生物学（Metabiologie）的思想转变。不管“形而上学”一词的出现多么具有偶然性，我们都可以赋予它一种思想的意义——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为我们而存在”的物理现象，并对物理现象背后的东西加以追问。因此，我们可以把“元生物学”称为这样一种思想：它从“自为的”的有机生命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