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反对的有意义的可能性。对卢曼而言，“对现代社会合理性的追问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随着反思的深入，“合理性问题也变得更加紧迫和更加难解”。因此，这一问题根本就不应该提出来：  

　　“合理性问题的框架并不意味着，社会为了能保证自己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解决这类问题。要想继续存在下去，依靠进化就足够了”。  

　　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高度集中，但又非常贴近生活世界，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化和个体化、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卢曼还没有掌握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主体间性概念，所以，他只有按照整体囊括部分的包容模式来构想这类内在关联。他认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 并自觉与之保持距离。如帕森斯所例举的那样，这种做法在概念技巧上非常接近主体哲学，由此可见，这不过是对古典模式的仿造，并把社会系统（即帕森斯所说的行为系统）设想为整体，把精神系统作为亚系统而囊括在自己当中。但这样一来，主体哲学受到正确谴责的缺陷，就又进入了系统理论。所以，卢曼决定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对他的解决方案的理论策略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旦我们把人当作社会的周围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当作社会自身的一部分），我们就会改变所有传统提问的前提，也包括古典人文主义的前提”。  

　　相反，  

　　“谁如果固守这些前提，并借助它们而提出一种人性要求，那么，他就必然会作为系统理论的普遍性要求的对立面而出现”。  

　　事实上，这种方法论的反人文主义（methodischer Antihumanismus） 所针对的，并不是把部分包容到整体当中、（由于具有具体论特征因而是错误的）思维模式，而是没有这种整体和部分的具体论就无法维持的“人性要求”。我这里所说的“人性要求”，对现代社会的构想是这样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在总体上与自己保持规范的距离是有可能的，而且，还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的公共交往过程中处理自己对危机的感受；这种可能性并没有通过对基本概念的选择而事先遭到否定。当然，一旦交往行为和主体间分享的生活世界跨越不同类型的系统，比如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而且，这些系统相互构成周围世界，因此相互只能维持一种外在关系，那么，能够满足这种功能的公共领域结构也就失去了其立足之所。  

　　2  

　　官方文件的传递以及鲁滨逊单子式的隐居意识，为社会系统和精神系统在概念层面上的脱钩提供了主导性的观念，其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一个仅仅以交往为基础，另一个则单纯建立在意识基础之上。  

　　在精神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抽象分离中，形成了一种主体哲学的遗产：系统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同主体—客体的关系一样，在概念上很少能和有关共识、交往意义的语言主体间性等搭上联系。然而，人们要么从主体相互纠缠的视角出发来建构主体间性——这是从费希特到胡赛尔所提供的主体哲学解决方案的进化论翻版，要么从进化论的角度强调个体意识与支持个体的视角系统具有同样的源头；在这二者之间，卢曼始终摇摆不定。  

　　和古典观念一样，上述第二个观念也缺乏合适的语言理论的基本概念。卢曼必然会把“意义”（Sinn）当作一种对“交往”和“意识”保持中立的概念而引入自己的理论，他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意义可以被分解为不同类型的意义加工过程。否则，以意识和交往为基础的系统就无法相互构成周围世界。针对同样的问题，尽管系统理论所给出的答案在结构上和主体哲学当时所给出的非常相似，但今天，社会理论面对的依然是一种全新的论证语境。不仅在洪堡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传统当中，即便在语言分析哲学以及实用主义和结构主义（通过米德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社会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中，语言面对主体所具有的超主体地位都有所体现。从这一理论史背景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理论如果把这种囊括精神和社会的语言结构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它就要承担巨大的压力。现在，卢曼理论的基本轮廓已经比较清楚了。我们也看到，为了克服由于上述基本的区分所导致的问题，卢曼必须要投入多大的精力。  

　　超主体的语言结构将会把社会和个体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行为者相互之间通过意义一致的表达和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而建立起来的理解的主体间性，将会成为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以及不同精神系统之间过于强大的束缚。系统只能从外部发生偶然性的相互影响，它们的相互作用缺乏内在调节。因此，卢曼不得不把语言和交往行为首先限制为一个狭隘的模式，以便让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他的视野中彻底消失。  

　　相对于现象学的意义概念，语言表达处于附属地位。语言只是为了从符号的角度把偶然性的意义事件加以普遍化，语言似乎把经验流量子化为可以反复辩认的同一性。 还有，相对于意识而言，语言是次要的。孤独的心灵生活，包括推理思想，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语言形态。语言的结构功能只在于通过伟大的事件把意识能动的循环过程分解开来，并使之能够构成一个一个的情节。 但除此之外，对于沟通过程来说，语言没有任何构成意义；它在“精神”当中活动，并先于一切交往。语言参与到了观念和思维的组织过程当中，由此说来，语言绝不是言语的一种内在派生功能。 任何一个这类命题都颇有争议，它们必须在语言哲学的特殊语境中寻找自己的根据。而且，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用现象学的暗示甚至定义来加以解决。  

　　不过，卢曼的策略也很一目了然：如果语言符号的功绩仅仅在于区分、抽象和推广前语言的意识过程和意义语境，那么，用语言手段建立起来的交往就无法根据特殊的语言条件来加以解释。而如果语言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结构，从而使意义理解、同一性的意义以及主体间的有效性能够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那么，我们也就无法沿着语言分析的途径，来解释清楚对意义一致的表达的理解，无法解释清楚关于语言表达的有效性的共识（或异议），无法解释清楚主体间性所共有的意义关系和参照语境的共性，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解释清楚通过交往介入语言世界观所表现出来的生活世界的形成过程。相反，语言所建立起来的主体间性结构必然要被当作一种自我生成的工具而从意义加工系统的相互影响中推导出来。卢曼这里使用的是众所周知的经验主义思想模式。  

　　这样就出现了语言理解水平之下的意义理解，它源于诸多精神系统之间的相互观察。这些系统清楚地知道，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我关涉性，因此都出现在了其他系统所具有的可以感知的周围世界当中。这里出现了他者观察和自我观察不断相互反映的情况。于是，通过对相互观察的观察，就形成了对阐释视角的差异性的理解。这就是意义的社会维度，它不会通过理解视域的聚合而呈现出来。理解视域围绕着一致的意义和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有效性要求而结合到一起，并在就所说和所指而达成的共识中实现融合。不同精神系统之间不会形成第三个共同的系统，除非是自我生成的社会系统，它会立即把自己纳入到自身的系统视野之中，并退回到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察立场上：  

　　“它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可以解决相互交往过程（相互观察的自我指涉系统）中出现的少数问题。它们始终是分离的，从未融合，并不比以前更加相互理解。它们集中关注的，是它们在作为一个周围世界中的系统的他者身上所能观察到的作为投入和产出的一切，它们各自还通过自我指涉学习掌握各自的观察视角。它们可以通过其自身行为而对它们所观察到的一切施加影响，也可以从其反馈中汲取经验。这样就会突然出现一种秩序……我们称之为社会系统”。  

　　社会系统用交往形式来加工意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