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这一运动符合当时的民族国家兴起的需要。民族国家兴起这一政治态势的发展，必然要求、而且能够把教皇看作是一个“外人”，不想让这个“外人”再来干涉自己的事务。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要求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威，而且，他们希望不再让教皇在自己的领土上征税，希望自己能对教会财产征税，甚至攫取教会的财产。所以他们倾向于支持路德的思想。
第三，新教改革去除了很多传统基督教中愚昧、形式主义的成分，使其能适应文明程度已有提高的欧洲人的需要。
罗马教会不同意新教的观点。面对新教的挑战，他们在16世纪中叶召开宗教会议，坚持认为教会拥有在解释圣经上的决定权。以后虽然又不断经历各种挑战：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的天文学，培根的经验论，英国的自然神论，法国的自然主义，公开的无神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的客观的社会学研究，等等，但罗马教会并没有动摇和妥协。在1864年教皇颁布的《邪教提要》中，列举了80种邪说，包括：泛神论、自然主义、唯理主义、信仰淡漠主义、放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教士会、政教分离说、现代自由主义邪说、关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邪说、关于教皇世俗权利的邪说，等等。并宣称：教皇乃最高权威，是永远不会错误的。从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的中期，传统基督教在欧洲占有绝对优势，反对者寥寥无几，所以不需要建立宗教裁判所；可到了中世纪末期，异端份子到处出现，罗马教会就建立了宗教裁判所，用火刑的方式来维持思想的统一。
较量的结果是：新教以其摆脱罗马教会思想桎梏的精神，以其对罗马教会盘剥腐化的反抗，以其对民族国家兴起的迎合，在欧洲获得很大成功：法国、苏格兰、瑞士、尼德兰以加尔文思想为国教；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则以路德的思想为国教，英国的国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混合体，但大体上可以归到路德的思想体系中；由罗马教会所坚持的传统基督教只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几个国家仍占统治地位。
16世纪既是宗教改革的世纪，又是战乱和暴动层出不穷的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之下，涌动着的是各种利益的争斗：各国国王和罗马教会的斗争，各国国王和国内贵族的斗争，农业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斗争，被压迫压榨的农民、工人和权势者的斗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斗争中，新教人士和传统基督教人士一样的残忍凶暴，决不心慈手软。直到17世纪，战乱和暴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互相对抗的各种社会势力才取得一个相对的妥协和平衡。
虽然路德和加尔文本人都主张统一思想，但宗教改革却使得欧洲在事实上向着宗教宽容迈出了一大步。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罗马教皇站在一边，对抗信仰路德教的诸侯，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最后达成妥协：“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在法国，信仰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教派——他们中间包括商业和金融业中最能干的一批人，和信仰传统基督教的人爆发内战，最后法国国王颁布敕令，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在今天的西方，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为普遍共识，但我们应该知道，欧洲人民的这一共识，是通过血与火的历程换来的，就像今天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平等，同样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人们尊重自己的利益、信仰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要自觉地尊重他人的利益和信仰，却是一件再困难不过的事。
如果说在中世纪欧洲，对基督教的统一信仰是维系欧洲人民团结的一根纽带，到了宗教改革之后，这根纽带似乎断裂了。约翰·麦克说：“路德教、加尔文教以及其他新教教派的兴起，各个新教对罗马教皇的敌视，导致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欧洲的破裂。”12在这根纽带断裂之初，欧洲人民是不适应的，这也是当时的欧洲宗教战争不断的一个原因。后来欧洲人慢慢接受了各种信仰的人和平共处的现实，他们开始学会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人们由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这一点在商业发达的荷兰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当时的欧洲人还未接受宗教宽容理念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在17世纪实行了宗教宽容。荷兰欢迎任何信仰的人来荷兰，这在那个将统一信仰等同于爱国主义的时代，是异乎寻常的。虽然荷兰的大部分人信奉加尔文教，他们却选出一位信奉正宗罗马天主教的人做总督。结果，荷兰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荷兰的银行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客户，而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则云集阿姆斯特丹。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荷兰建立，是毫不奇怪的。
下面我们将分析传统基督教和新教与欧洲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
二、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
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工商业都是在农业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时，在社会上占控制地位的道德是农业文明的道德；农业文明道德的奉行者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对于人们利用经济方式明目张胆地追求财产、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于各种 “专属于工商业的社会规范”，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反感乃至敌视。
中国的儒家有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则说：“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像李嘉诚、刘永行这样的富商，要是早生500年，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人”，就像70年代末中国人看待第一批个体户一样。《大学》里
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去追逐财富的话，人民之间的团结就没有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所以，那时提倡的是这样的行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董仲舒语）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历代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是“重本轻末”。中国古代有四个传统的阶层，按社会地位的顺序排列为：士、农、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2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那么基督教就是欧洲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欧洲中世纪，对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3
阿士力在《经济史导论》中说：“《福音》……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人们要防止追求财富，因为那将使他们抛弃对上帝的服务并将使良好的种籽枯死。……基督神父由于有着这类教训，对异教世界的自私自利行为，曾起着一种有益的反感，那引导他们整个地谴责了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