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传统基督教中的人是全心全意地倾心天国的话，那么新教——即加尔文教——中的人已经是头在天上、身子在地上了。新教中的人已经开始不那么拒斥、贬低现世生活了，现世生活已经开始透露些许的暖意。这种宗教的现世化倾向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着，从而变得日益彻底。人要全心全意地投入现世了，只要他们能在现世找到快乐幸福。“物质财富正日益获得并最终确立了对人的生活的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9 新教徒在不断增长的财富面前真能做到坐怀不乱、始终如一地抗拒享受财富的诱惑吗？人会在贫穷潦倒的时候去皈依上帝，在没有能力享受的时候去禁欲，而一旦物质财富在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结出累累硕果时，宗教的根就慢慢死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韦伯引用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的话说：“增加了的财富的占有者必将接受财富的诱惑，人们变得不那么禁欲了，人们变得追求骄傲、对现世的爱、享受。以禁欲和对上帝的爱为特征的宗教精神衰落了，世界变得功利主义了。”20 现在，人们虽然仍在忙忙碌碌，但那只是在追求现世的物质利益，而不是在想着如何为上帝增加荣耀了。“天职观已经象宗教那样死去了，当天职观已不再跟最高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相连，不再起因于经济的被迫无奈，人们就不再需要它作自己经济行为的正当性证明了。在这种发展的最高峰，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完全脱去了宗教的外衣，剩下的只是现世的热情。”21
一百年前韦伯对这一趋势的洞察今天看来是大致正确的。今天，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宗教的影响确实在稳步下降。伊恩·罗伯逊说：“社会学家们普遍（尽管不是一致）同意世界正在走向世俗化，……在人们已经研究的因素中，包括人们用于修建新的宗教建筑的款项的变化趋势、牧师威望的下降、在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场合举行婚礼的比例、每年出版的宗教书籍的数目、在公共画廊里展出的宗教绘画与世俗绘画的比例。这些衡量标准都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 22
可是伊恩·罗伯逊又指出了一个似乎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虽然今天的西方世界和中世纪相比，宗教热情下降了很多；但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内部，最为“世俗化”的美国，却是信仰者最多的国家，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40％的美国人平均每周要去教堂做一次礼拜，而英国的这一数据却只有15％，这又是为什么呢？他给出了两种解释。第一，西欧等地的教会一般都因为坚持其传统的观点，结果被日益推到社会的边缘——想想上面提到的《邪教提要》；而美国的教会则通过使自己变得世俗化，而始终保持着靠近社会的中心。第二，虽然很多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但那已经不是像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是去忏悔和寻求拯救了；而是去寻求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的集体认同。“大部分美国人往往将宗教主要用于社会目的而不是宗教目的，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在他们的信仰中，为美国强调的睦邻、自助、个人主义、辛勤劳动的价值标准找到了理由。”23
四、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
是工商业者们的经营盈利活动，导致了其对自身伦理正当性的社会要求（正如传统社会中的特权阶层，要通过宗教寻求自身统治特权地位的伦理正当性证明一样），从而导致了对加尔文教的普遍接受、赞同和推崇；还是反过来，是这种新的伦理性宗教，促进乃至决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显然，当加尔文教获得广泛传播和接受以后，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其突出表现在：通过工商业活动赚钱盈利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成为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事情，成为在社会上公开的、得到公认的、合法合理的事情。想想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赚钱盈利活动的贬斥和压制，就可以知道工商业者们为何那么欢迎加尔文教。“伴随着站在上帝无上荣光面前的意识，伴随着确切地被上帝祝福的意识，那些市民阶层的工商业者们……能够听从自己赚钱盈利的欲望去行事了，而且感到他是在完成一种责任。”24 正因为加尔文所主张的新教认为“作为天职的工作是获得荣耀的唯一手段，”25 所以，“只有通过完成作为天职的职责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的观念，是多么强有力地推动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力的提高。”26
为了强调加尔文教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韦伯还分析了其他宗教。他认为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都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没能出现。
对于韦伯的这个观点可以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第一，世界上第二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发生地——英国，奉行的国教就不是加尔文主义。而且从今天看，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在发展，但却没有几个国家在奉行加尔文主义。也就是说，没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资本主义同样可以在一个社会体中发展出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些社会体中，虽然可以没有加尔文主义，但一定会有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的其他主义出现，这些主义虽然会在内容上和加尔文主义相差很大，但在“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这一点上，一定和加尔文主义相似。
第二，很多社会体都发生过工商业者的盈利活动，伴随着这种活动，都出现了一些类似加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但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比如，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盈利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那时中国的工商业者没有听说过加尔文教，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经商同样是一种“事业”，甚至是一种“创业垂统”的事业——这四个字在中国历来是被用于形容帝王的，这些都和加尔文主义有相似之处。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在引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余英时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德目。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特别强调中国商人的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他认为这和清教徒的诚实和互信形成了尖锐的对照。……韦伯的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以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情形而言，中日研究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了中国商人的诚实不欺。……韦伯不能直接利用中文材料，所以这一层可不深究。……明清商人的勤俭持家究竟是出于哪些动机呢？以世俗动机而言，中西商人大概相去不远。甚至中国人所谓‘为子孙后代计’的观念在西方也并不陌生。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倒是超越性的动机。明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一历史文献称一位商人‘创业垂统’）此处用‘创业垂统’四字实在非同小可。这四个字从来是开国帝王的专利品，现在竟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了。这一新用法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商人也发展了高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德’看得很重。”27
余英时论述的中心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