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皮朗论述道：“商业复兴在各地引起道德矛盾。在整个中世纪，这种道德矛盾从未消失。教会自始至终认为商业利润是得救的障碍。与农业文明完全相适应的教会的禁欲观念，促使教会永远怀疑社会变革。……教会对利息的禁止，对以后几世纪的经济生活影响极大。它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使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不能调和。”5他认为：“市民阶级的需要同西欧的传统组织是这样的不相称，以至立即引起了猛烈的反对。他们与当时的社会利益及思想针锋相对。当时的社会，物质上由大土地所有者所控制，精神上由对商业极端仇视的教会所控制。……因既存秩序而得到好处的人，照例是要顽强地保卫既存秩序的，这不仅由于他们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由于他们认为既存秩序对保障社会安全是不可少的。”6
很多人在比较东西方文化时，侧重于它俩的不同，比如儒家和基督教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也认为两者有很大不同。第一，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她有着作为宗教的本质特征。伊恩·罗伯逊认为：“宗教是社会共同持有的一套信仰和惯例，它引导人们相信存在着某种神圣的超自然的王国。”7儒家则不提倡什么超自然的王国。第二，作为一种杰出的宗教，基督教具有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她给人以安慰、尊严感、希望。儒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弱，它侧重的是论述现存秩序的神圣性，而中国人心灵上和情感上的需要，则更多地是到道家和佛教那里去寻找。
但我们也应看到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的相似性。同样作为农业文明社会中占控制地位的社会意识，它俩所提倡、主张、支持的，都是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
冯友兰论述道：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农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这就是说，由于经济的原因，一家几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它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组织得最好的制度之一。儒家学说的大部分是论证这种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论说明。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
经济条件打下了家族制度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8 而作为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权威，亨利·皮朗对自己的领域自然十分熟悉；但他对基督教的论述，却有很多地方，可以和上述冯友兰对儒家的论述相比照：“（在中世纪，）教会居于显赫而重要的地位，并且掌握着经济上与道德上的支配权，教会拥有的无数大地产，其范围超过了贵族，正如在知识方面，教会也超过了贵族一样。……
教会的世界观非常适合当时以土地为社会秩序唯一基础的经济情况。土地是上帝赐给世人，使之能够在人间生活而期望永恒得救的。劳动的目的不是增加财富而是保持一个出生时的地位，直到从尘世转入永生。僧侣的修行是整个社会所憧憬的理想。追求财富必
然陷入贪婪的罪恶。……
放款取息是令人憎恶的事。从最早的时候起，就禁止教士放款取息。从九世纪起，教会也禁止了俗人放款取息。再者，一般的交易与货币交易一样，也是不名誉的。一般的交易对灵魂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交易将使灵魂不再考虑自己的最后结局。经商之人很难、可以说不可能取悦上帝。
不难看出这些原则与事实是多么的协调，教会的理想是多么与现实相适应。它为教会首先得到好处的那种情况提供了辩解。在这些世纪里，当每一个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而且经常构成一个自己的小天地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谴责高利贷、贸易、为利润而追逐利润更为自然呢？……
当然，理论与实际的距离很大，寺院本身也经常违反教会的禁令。但是，尽管如此，宗教精神对世界起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至人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逐渐习惯了日后经济复兴所需要的新惯例，才习惯于把商业利润、资本运用、放款取息看成为合法的。”9
因此，基督教所奉为神圣的观念，和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为有着天然的冲突，这一点成为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主要导火索。
三、新教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的道德肯定
新教——准确地说，是加尔文教——的另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它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的道德上的肯定。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和传统基督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并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相比传统基督教，加尔文教突出强调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对工作的看法，也就是它的“天职”观。传统基督教是反对营利性工作的，贬斥人们经营以获得财富的意图及活动。现在加尔文教宣称：上帝允准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他主张人们必须把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因此，新教“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韦伯语） 13人们有责任赚钱，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同时，加尔文教给予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给予了积极的道德肯定。
当然，另一方面，加尔文教仍然全盘保留了传统基督教中上帝、拯救的观念。它同样认为唯一的价值属于上帝，人是上帝的工具，人必须按上帝的旨意行为才能得到拯救，从而死后进入天国。韦伯说：“对于它们（加尔文教），我们不能认为其教义说：对现世福祉的追求本身就是目的。这种教义在任何宗教改革家看来都不是重点，而灵魂的拯救才是他们的生活及工作的中心内容。”14因此，在加尔文教中现世的福祉仍然是被贬斥的。
新教仍然主张克制人的享乐欲望（虽然程度上较传统基督教为轻）。“对肉体诱惑的抵抗……并非是要反对理性地获得财富，而是反对非理性地使用财富。”15
“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他必须——就象道德寓言中的仆人一样——向上帝说明他的每一分钱是怎么花的，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化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在这方面，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16 因此，“新教徒厌恶剧院，不仅不容忍而且绝对排斥色情和裸体，……闲谈、奢侈品、虚荣的装饰，都被定义为没有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不是为上帝的荣耀服务的。新教的这种禁欲主义态度尤其表现在个人的打扮和时尚服装上，……新教摒弃所有对感官享乐的崇拜。”17 “自发的无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