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有一个被接受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之所以能得到广泛传播，就因为它切合了当时欧洲人悲观主义的心态。如果加尔文主义具有某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决定性魅力，能令听者——不管是谁——无不动容、无不动心、无不接受，原来都觉得经商赚钱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现在听了加尔文主义的一番教导，恍如醍醐灌顶，立马改变观念，认为经商赚钱实乃天经地义，那么资本主义当然会由此走上平坦大道。可是，事实上，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这般魔力，愿意接受它的只是一部分人。伯恩斯说：“加尔文主义不仅在瑞士受到大众的欢迎，它还传到了贸易和金融已经成为主要事业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的成员，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加尔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宗教，虽然它必然也从别的阶级吸收信徒。它对现代伦理道德的形成和鼓励中产阶级的革命勇气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29因此，是先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是：从事贸易和金融的资产阶级决定接受加尔文主义；而不是加尔文主义以自身的思想魅力，把人变成资产阶级。
韦伯在这里似乎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把社会观念看成了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似乎观念一经产生，就会固定不变，然后就用自身的倾向，决定着社会运动。比如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可是，人们是能够改变社会观念的，欧洲人民可以改变传统的基督教，把它从贬斥工商业活动改造为支持工商业活动，那么，其他民族的人民为什么不能改造自身的社会观念呢？既然儒家学说贬斥经商活动，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改造儒家学说，令它赞同经商活动，或者中国人民另外再造出一个支持经商的社会道德学说（比如本书前面提到的张维迎1982年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不就行了？究竟是一种学说重要，还是大家的现实利益重要？大活人岂能被尿憋死？中国“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固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真的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大清朝不也是连祖宗之法都顾不上了，而要进行种种变革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富国强民，不也可以打破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的教条吗？
人们既能造出木船、也能造出铁船；西方人既能造出传统基督教，也能造出加尔文教；中国人既能搞出计划经济，也能搞好市场经济。所有这些产品——物质的、经济组织的、社会观念的，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的创造物。虽然人的创造物既会帮助人（加尔文教就帮助了资产阶级）、也会限制人，但它们归根到底是为“一个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服务的，而且当初也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才把它创造出来；如果当一个社会在总体上感觉自己的某个创造物对自己弊大于利、限制大于帮助，那这个社会一定会改造这个创造物、或者干脆把它扔掉；同时，如果社会感到需要创造一个东西出来服务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它就会千方百计地把它创造出来——除非条件实在不许可或不具备。
既然上述创造物都可以被人创造出来，那就蕴涵着我们对人的一个基本判断：人——不论东方西方——都具有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有的可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它一定存在。
但是，也许，我们对韦伯的上述批评都是出于对韦伯的误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这样说： “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我们仅仅是试图说明在我们的当代世界文化中，在无数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宗教力量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只是想考究，这一世界文化的一定特点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因于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想支持这样一个如此愚蠢而教条的理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只能作为以新教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结果而产生；甚至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是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以下事实就是对这一论调的充分驳斥：在这种宗教改革出现很早以前，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一些重要形式就已经出现。我们只是想确定，在资本主义在质上的形成和量上的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的什么方面可以追寻到某种宗教上去。”30
所以伊恩·罗伯逊说：“韦伯的理论经常遭到误解和歪曲，甚至在大学教科书中也难于幸免。韦伯理论的意图既不是要反驳马克思关于‘通常是社会造就信仰体系，而不是信仰体系造就社会’的观点，也不是要证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起因’。韦伯只不过想表明新教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只是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假说提出来。”31
今天的西方社会——工商业的、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化的社会——是如何从欧洲产生的？
它产生自人们永恒的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产生自人们进行分工合作的意识，产生自人们从事工商业生产的能力，产生自人们组织起来改造坐寇式国家的勇气和能量。它既产生自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又产生自人们不断结成的整体共同利益以及对这种整体共同利益的自觉认识，产生自人们为了整体共同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妥协精神，产生自人们对某些社会规范的自觉自愿的认同和遵守。它既产生自对传统的一定程度的珍惜和继承，更产生自对传统的改造和扬弃，对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精神的充满智慧的创造。它既产生自人们对人际关系规则的艰难改造，也产生自每个人同样艰难的自我改造。它既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进化历程，又包含了每一个人从未放弃的主观努力。这个历程充满了无数的泪水、汗水和鲜血，充满了无尽的困惑、希望和憧憬。终于，人们从古罗马直到中世纪的残暴、愚昧、专制、压迫压榨、贫穷中走出，发展建设出一个相对富裕和文明的新欧洲。
还有一点就是：中世纪欧洲分散的多政治中心的格局，以及这些政治中心之间互相竞争的关系。
注 释
1～2．转引自 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39页
3～4．donald kagan/steven ozment/frank m..turner， 《the western heritage》 third edition，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3，395页，399页。
5．转引自 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46页。
6～7．转引自 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third edition, houghton.company，1987， 436页，437页。
8．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0页。
9．本段内容参见 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93页。
10．参见拙文“基督教如何赢得古代欧洲人的心”。
11．穆尔，《基督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18页。
12．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third edition, houghton.company，1987，458页。
13～21。均出自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转引自 《the theories of society，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