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设想的讲师科学院从没有变成现实。此事背后有许多阴谋和诡计。罗森贝尔格办公室和文化教育部受到党的其它部门的警告。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 Krieck 给 Jaensch 写信说﹕「目前盛传，海德格尔想通过普鲁士讲师科学院的组建，把整个普鲁士高校的后继力量握于手中。我认为这将会是一场灾难。我请您为党的高级部门写一份关于这个人、他的立场、他的哲学、他的德语水平的专题报告。」 6Jaensch已经干涉过柏林和慕尼黑的应聘海德格尔之事。这次又提出了一个报告，其中说「如果您想听我的意见的话，则我将依希特勒的说法，在任何时期都承认正常理性的法则为最高的权威。在国家生命中的「决定性的时刻」背离理性，就必然导致无可挽回的灾难......在对于精神思想最紧切的未来的最重要的位置之上，任用我们大学生活圈中最大胡涂虫和最触目的怪人，这正正就违反了正常的理性......如果把一个思想胡涂、蒙昧的、分裂的，甚至已经部分的表现为精神分裂的思想的人，任命为我们科学后继队伍的最高教育者的话，在教育上就会对学生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在马堡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点。」7
文化部尽管驳回了这个鉴定，但是他们对世界观上的合用性更感觉兴趣，因此便把海德格尔排除到候选人之外。但海德格尔对于专制政府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说仍然是有使用价值的。一九三四年五月，海德格尔被聘请为「德国法权科学院」[Akademie fuer Deutsches Recht]法哲学委员会成员。委员会主席是帝国法律总监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他在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对委员会性质和任务作了如下定义﹕它应该用「种族、国家、领袖、鲜血、权威、信仰、大地、防卫和唯心主义」 8 8 8 8为新的德意志法权奠定新的基础。这个委员会组建为一个纳綷\主义的战斗委员。这个委员会在魏玛的尼采档案馆举行例会。海德格尔在委员会中工作到一九三六年。他在其中的具体活动至今没人知道。一九三五年Julius Steicher一 被接纳参加专门委员会，此事当时引起轰动，以致卡尔‧略维特一九三六年直接询问海德格尔。在几经犹豫之后，海德格尔回答道，「根本不用讨论，Steicher 当然不是好人」。《前锋》杂志无异于色情刊物，为甚么希特勒不摆脱他﹖他也不知道。他显然害怕他。 9 9 9 9
尽管海德格尔对希特勒和革命必然性的信仰从未中断过，但他同政治的关系渐渐疏远了。当初他的哲学在寻找一位英雄，寻找一位政治英雄。现在他努力同这个领域区分开了。哲学将回到更深处，它又成为精神思想的基本事变。它尽管以政治为条件，但并不去从事政治。一九三六年海德格尔讲授谢林的课上，一开始便说﹕「拿破仑在爱尔富特曾对歌德说，政治就是命运。」这话的荒谬很快就会显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对，精神思想才是命运，命运就是精神思想。但精神思想的本质是自由。（《海德格尔全集》卷四十二，第三页）
其实一九三四年夏季学期的讲课早已宣告了从政治回归精神思想之转向。这个课的公布的题目为「国家与科学」。第一堂课上，社会名流汇集，党的高级领导、绅士、同事坐了一教室。真正的学生反而占少数。人们极想知道，辞退校长职务之后的海德格尔想说甚么。在当时，这堂课是一件社会上的大事。海德格尔在挤满了听众－－大多数身着棕色制服－－的教室中开出一条路，走向讲台严肃宣布，他的讲课题目更换了﹕「我现在讲逻辑。『逻辑』一词来自逻各斯，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时一切都清楚了，海德格尔准备重新潜入他的深刻之中去。尽管他没有对政治有任何微词，但十分明显，他要保持过去同政治的距离。在这堂课上的第一句话里，已经表明他对「漫无边际的世界观空论」的态度﹕拒绝。在市民社会中，科学在「逻辑」的名义下所能提供的，无非是「形式性的废物」，这种废物也被他弃之不顾。「在我们这里所说的逻辑，是提问中对存在的基础的检阅，是成问题性的处所」。(《逻辑学》，一九三四年，第二页)第二堂课上，教室里便只剩下对哲学本身感兴趣的听众了。
一年之后，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回顾他辞去校长职务之后的第一学期上课的情景时，海德格尔说，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开端。「这是我十分困难的......试探。几个月前，我才又重新达到三二/三三年冬季被打断了的工作的衔接处。但还只是单薄的一层。除此之外还有两根刺﹕对来源信仰的分析和任校长失败的分析。对于实际上要克服的东西而言这些已经够用了。」（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通信》，第一五七页）
在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活动的工作中，给他提供帮助的是另外一位英雄，荷尔德林 (Hoelderlin)。
一九三四/三五年冬季学期，海德格尔讲授荷尔德林。从此之后，荷尔德林成了他思想的固定的参照系。在荷尔德林身上他想找出，我们所欠缺的神圣性是甚么，现在天天所从事的政治又是甚么。海德格尔说，荷尔德林是「我们人民历史中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并没有作为力量真正显示出来。如果德国人民要想重新找回自己的话，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参与这个找回自己活动，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最高的本真本己意义上的政治，以至于参与其中的人根本不必要谈甚么『政治』」。(《海德格尔全集》第三九卷，第二一四页)
在海德格尔转向这位诗人的时候，恰值荷尔德林复兴。在本世纪初，荷尔德林只不过是文学史上的一位令人感兴趣的诗人。他用奇怪的书信形式写过一本小说《希波里翁》(Hyperlon)，属于当时名噪一时的德国古希腊学家的一群 (Philhellenen)。狄尔泰 (Dilthey和尼采都极力强调荷尔德林的意义，但是，使德国公众重新关注到荷尔德林的既不是狄尔泰，也不是尼采，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格奥尔格团体 (George-Kreis)以及它的成员Norbert von Hellingrath的工作。他发现了荷尔德林的后期著作，进行评注，并开始编荷尔德林全集。格奥尔格团体从荷尔德林作品中发现了一位「象征主义」的天才先行者。这种象征主义没有流于艺术家的玩物，而是赋有生存的渗透力。在荷尔德林这里，「好像通向最神圣的幕布已经拉开，为人们的目光提供了不可言传的东西。」10这就是二十年代荷尔德林热的基调。Max Kommerell 把荷尔德林定为「作为领袖的诗人」(Dichter als Fuehrer)。荷尔德林可以给人们充实「德意志力量之流」11。在青年运动中，荷尔德林被视为为德国而破碎的天才之心。《希波里翁》中的名句反复不断的被引用﹕「这言辞很严厉，但我仍然要说，因为它是真理。我想不出有哪一个民族象德意志这样四分五裂。你看到一个手工艺人，但不是人﹔你看到一个思想家，但不是人﹔你看到主人和奴隶，青年和成年人，但不是人。这难道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