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是什么与为什么——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阐释(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和“是”一样有多种含义，抽象的“善”本身正如抽象的“是”本身一样，即使具有理论意义，也不具有实践意义；实践中有意义的善必须可以操作，因而是十分具体的。[23]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讲了同样的道理，并且对快乐也作了多角度的分类。[24]《大伦理学》仍延续了这种对“善”严加分类的观点。[25]对“善”进行分类，就好比将柏拉图的“善”的相打成碎片，幸福于是得以取而代之成为实践所追求的最高价值。跟“善”的相不同，人的幸福是不能理论地规定的，因为它无非是那些“善”的碎片靠诸多因缘在一生一世中凑成的一种非稳定的和谐状态。实践智慧所关涉的就是这种“凑在一起的东西”，[26]它的特长就在于根据每一个实践活动的具体情况协调各种凑在一起的因素。“善”的种类在实践上不可通约，就是说“善”在实践上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种类不同”之意），这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学科的根本理论前提。正是这个前提使得“相”论在伦理学中遭到瓦解，使得用理论智慧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发生塌陷，从而为人生的“实践智慧”之需提供了一个理由。
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还有很多理由，但我以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
4．有关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其他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还牵涉大量其他问题。这里暂列几种，供进一步讨论之用。
第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ousia，或译“实体”）只能是个别，知识只能是普遍。这应该是区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理原点，但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明确讲过。这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的。[27]
第二，如果把分类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在实践方面就会走向彻底的个别主义，而在理论方面则以“作为是的是”（to on hei on）为主题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难以成立。关于“是”的分类理论和普遍之“是”的学问之间的关系，西方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至今未有定论，[28]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三，实践智慧是一种针对个别性的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但主张实践智慧的学说却是普遍性的，如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学科与其主张的实践智慧之间是否存在悖论？进而，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对实践本身来说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对此，尽管亚里士多德有论述，但道理远未讲清、讲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需要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四，按照今天流行的广义的实践概念，制作也是一种实践，其中也有智慧（即技艺），这种智慧跟实践智慧颇多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在讲实践智慧时也总是忘不了捎带讲讲制作的智慧，那么，这两种智慧究竟是什么关系？制作的智慧在一定条件下可否与实践智慧相整合？这也需要深究。
第五，“实践智慧”问题牵连整个哲学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整部哲学史都要改写，各家各派都要重新理解和评价。这更是一项大工程了。
第六，总起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理论与实践（广义的实践）的关系问题。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纯粹理论领域的理论，还是以实践领域和制作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准理论，它们作为对普遍性的认识跟实践、跟制作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跟实践无关的理论？有没有跟理论无关的实践？普遍的理论跟个别的实践究竟应当如何关联？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回答而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29]
主要参考文献：
1．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2001, New York.
2． 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3． 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4．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北京。
5． 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6．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北京。
7．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4年，北京。
8．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9． 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
10． 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11． 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上海。
12． 严群著：《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13．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7、2003年，北京。
14． Eleonore Stump: Aquinas, Routledge, 2003, New York.
15． 洪汉鼎著：《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6． 潘小慧著：《德行与伦理——多玛斯的德行伦理学》，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台北。
17． 徐长福著：《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上海。
18． 徐长福著：《关于实践问题的两个第11条——〈形而上学〉卷3第11条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钩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还有很多理由，但我以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
4．有关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其他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还牵涉大量其他问题。这里暂列几种，供进一步讨论之用。
第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ousia，或译“实体”）只能是个别，知识只能是普遍。这应该是区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理原点，但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明确讲过。这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的。[27]
第二，如果把分类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在实践方面就会走向彻底的个别主义，而在理论方面则以“作为是的是”（to on hei on）为主题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难以成立。关于“是”的分类理论和普遍之“是”的学问之间的关系，西方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至今未有定论，[28]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三，实践智慧是一种针对个别性的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但主张实践智慧的学说却是普遍性的，如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学科与其主张的实践智慧之间是否存在悖论？进而，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对实践本身来说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对此，尽管亚里士多德有论述，但道理远未讲清、讲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需要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四，按照今天流行的广义的实践概念，制作也是一种实践，其中也有智慧（即技艺），这种智慧跟实践智慧颇多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在讲实践智慧时也总是忘不了捎带讲讲制作的智慧，那么，这两种智慧究竟是什么关系？制作的智慧在一定条件下可否与实践智慧相整合？这也需要深究。
第五，“实践智慧”问题牵连整个哲学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整部哲学史都要改写，各家各派都要重新理解和评价。这更是一项大工程了。
第六，总起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理论与实践（广义的实践）的关系问题。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纯粹理论领域的理论，还是以实践领域和制作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准理论，它们作为对普遍性的认识跟实践、跟制作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跟实践无关的理论？有没有跟理论无关的实践？普遍的理论跟个别的实践究竟应当如何关联？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回答而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29]
主要参考文献：
1．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The Modern Library, 2001, New York.
2． 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3． 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4． 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北京。
5． 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6．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北京。
7．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4年，北京。
8．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9． 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
10． 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11． 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上海。
12． 严群著：《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13．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7、2003年，北京。
14． Eleonore Stump: Aquinas, Routledge, 2003, New York.
15． 洪汉鼎著：《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6． 潘小慧著：《德行与伦理——多玛斯的德行伦理学》，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台北。
17． 徐长福著：《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上海。
18． 徐长福著：《关于实践问题的两个第11条——〈形而上学〉卷3第11条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钩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