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这样的成份，也就不成其为荣耀，反成了对荣耀之源的亵渎。这正是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康德的崇高时所说的，“实证性地”把握“物自体”是一种“幻景般的错觉”，是一种“病态的狂热”，与真正的“激情”不同。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暴力、必然性与荣耀的相背如何表现在身体这一环节上，并如何通过这一环节而导致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覆灭。 
我们首先注意到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两分，对这一现象的追踪将使我们发现身体在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中的真实地位。阿伦特在《人类的境遇》中指出，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区分对应于家庭与政治领域，这两者自古希腊城邦出现起，就作为分离、分立的实体而存在。即，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当中存在根本性的二分。处在公共领域中的人，即公民，其活动（Action）就是追求卓而不凡的事迹，追求荣耀，“离开家庭原本就是为开始冒险与荣耀的事业，终究是为了将自己的生命献诸城邦的事务，这就要求有勇气，因为只有在家庭中，一个人才关注于自己的生命与生存，任何一个进入公共领域的人首要地是乐意以生命冒险，但沉迷于生命就防碍了自由，是奴隶性的表现。” P36阿伦特的这段话让我们想起黑格尔的主奴斗争，正是是否有勇气赴死、是否乐意牺牲生命，造就了主人与奴隶的区分。主人因为愿意放弃身体而得以成为自由的公民，而奴隶为了保存身体则只能服务于家庭之中，服从着必然性，以劳动（Labour）维持着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与主人的生命。必然性是“私人性的家庭组织的特点，在这个领域里力与暴力具有合法性，因为它们是把握必然性的手段。” P31概言之，公共领域中的公民凭着勇气——恰恰是前述那种赴死的勇气——追求着荣耀，是非身体化的人，而生命的维持就是家庭的责职，在家庭中出现的就是身体化的人，这里必然性统治着一切。 
其实，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表达了阿伦特的上述观点。只不过，黑格尔的提法是“民族与家庭”、“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公开的和阴间的王国”、“男人和女人”的对立等等。在他看来， “家庭，作为无意识的、尚属内在的概念，与概念的有意识的现实相对立，作为民族的现实的元素，与民族本身相对立”。 属于家庭的不是公民，而是“这种个体[家庭成员]的人”。 P10黑格尔的这种“家庭成员”也是身体化的人，家庭守护神关注的是人的身体，而作为民族一员的公民是舍身赴死地追求荣耀的人。然而，问题正出在这里，本当得到荣耀的是身体，却被迫稳居于受必然性暴力统治的家庭中，而得到荣耀的，是无身体的公民，正如在古希腊的公共空间中 立的是石头雕像一样。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在家庭中受必然性支配的身体处境如何？黑格尔比阿伦特更为深刻地道出家庭中身体受暴的本质。阿伦特仅仅从身体之维系来看身体受必然性的统治，将家庭的职责局限于服从必然性来维持生命，但黑格尔从身体之死亡来看身体受必然性的统治，身体的死去，而非身体依据必然性活着，才是身体受制于必然性最明显的例证，并在身体的必然性的死亡中进一步看到身体的屈辱，在埋葬这一行为中理解家庭的责任。因此，黑格尔这样描述身体的死亡：“死者是空的个别性，只是一种被动的为他的存在，完全听任低级的无理性的个体性和抽象物质的力量所支配”，“死者屈从和受制于无意识的欲望和抽象本质的行动”。 这里，死亡成了对身体的纯粹否定，是身体的耻辱性的标记，人对死亡的最直接的想象就是身体被腐蚀，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屈辱”。而家庭“由于认出毁灭即变为纯存在这一过程是必然的、无可逃避的，于是它自己就把毁灭行动承担起来。”古希腊的伦理共同体信奉的至善要求的是一种无身体的、不死的灵魂，而真正的身体的死亡就必须被掩盖，这种屈辱必须被忘却。家庭完成这种“忘却”，即，家庭把“亲属嫁给永不消逝的基本的或天然的个体性，安排到大地的怀抱里。”从而“家庭使死者免受这种屈辱性行动的支配”。 但是，家庭的这种埋葬的行为仅仅是使身体屈辱不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已，身体之被腐蚀并未得到改变。 
身体这种被隐慝的屈辱源于必然性的确立。古希腊人经由战争建立的必然性统治给他们带来确定性的同时，也阻绝了他们对无限可能性的期待，从而死亡成了绝对的必然性，没有任何“和解与安慰”的可能性。将这一点置于与前术身体与他者关系的对照中，也许更易理解。在我们前面对他者与身体关系的分析中，死亡引起的焦虑中即包含恐惧的成份，但还包含着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向往的成份，然而，当身体与他者之间坚立了必然性的暴力关系后，这种新的可能性，这种向往的成份在古希腊人的信念中就不再可能。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将之与相信身体复活的基督教信仰来比较，这种被隐慝于家庭、又被家庭埋葬的身体的绝望与屈辱就更明显了。基督教信仰表现为一种接受奇迹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完全以身体放弃建立自己的确定性为前提的，基督徒始终处于生存的不确定性当中，在这种直面焦虑的状态下，通过生存的激情，其处境就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这种无限的可能性抱括了身体的复活，并且将这种身体性的复活看成是上帝（他者）对个体之人的荣耀。（例举经文。）相比之下，古希腊人被埋葬的身体只能“任低级的无理性的个体性和抽象物质的力量所支配”，占据他者之位的“至善”对腐败的身体无能为力。必然性思维僭超至他者那里，结果带身体的腐蚀，这正是前述狂热病在身体上的“症状”。而图腾的虚假性也已然暴露，它标志的确定性成为身体受腐蚀的必然性。 
如果古希腊伦理共同体能够维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两分，如果古希腊人果真可以漠然于身体之被埋葬受腐蚀，那么它尚有可能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无身体的荣耀与被埋葬的身体的二分结构中维持自身。但是，生存的根本问题在我们看来就是身体的荣耀，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 
在黑格尔看来，正象古希腊雕像只能是静止的，任何行为都将打破石头身体的静穆之美一样，任何行为都将打破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和谐之美，打破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中二分结构的平衡。黑格尔如此界定行为（Tat），“行为乃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没运动的运动起来，使当初仅封闭于可能性中的实现出来，并从而把不知道的与知道的，不存在的与存在的结合起来。” 我们认为，黑格尔的“行为”实际上就是生存。正如生存联系着具有确定性的身体与作为无限可能性的他者一样，行为联系着“不知道的”与“知道的”，“不存在的”与“存在的”。显然，“不知道的”，或者“不存在的”指向的是一种不确定性，而“知道的”与“存在的”指向确定性。若是没有行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就不会发生关系，就如雕像可以泰然自若的静处一样，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也可以安然地处在必然性带来的确定性中。但是，行为打破这种平衡，使必然性与可能性联系起来。行为着，因而也就是生存着的古希腊人不得不进入不确定性中，进入可能性中。同时，行为只能是身体化的人的行为。没有了身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存在与不存在就没有了发生关系的场所或处境。因为我们所说的身体，就是处境，无处境的行为是无法想象的。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身体是“场合”，是一种缘起，一种即定处境下的发生。离开了这个缘起，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必然性与可能性不可能相遇。总之，行动使古希腊人的身体不能简单地被埋葬。 
然而，古希腊人发现，行为却总是造成过失。这种过失起因于图腾与身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在公共领域中，处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意识将荣耀给予非身体性的，因而是非个体化的普遍性的公民，但是，身体性的人总是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