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性的，而这正是公开意识、人的规律、或者说至善图腾所排斥的，“两种势力就获得了这样的意义，互相排斥和互相敌对”，“这双方中属于神的规律的那一方则认为对方是人世的偶然的暴力强制；而属于人的规律的那一方则认为对方是内心的自为存在的桀骜不驯”。 道德上的至善对于身体的诉求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是根本排斥的。因为在这种至善图腾形成过程中，人的身体，即人的特殊的境遇，是否定之的否定的牺牲品，是确定性建立过程中的牺牲品。赴死之舍身是显而易见的，，而求生中的“舍身”则是一个隐藏的事实。这种舍身有二层含义：其一，以共同体方式进行的求生所保存的生命是一种非个体性的生命，一种族类的生命，而这与个体性的身体是不相容的；其二，这种生命的保存并不以身体的荣耀为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身体的诉求，并不是身体的持存，而是在荣耀中身体“册封”，所以活命与身体的荣耀显然是两回事。而在求生中，身体的个体性不在考虑之列。因此，我们这里所谈的道德图腾与身体的对立，并不是说道德对身体的“禁欲”，而是身体本然的不确定性处境与人强制地、暴力地建立起来的确定性之间根本对立。必然性的确定性只能以普遍的形式出现，而身体的特殊性却昭示身体根本是处于不确定性中的，根本上是处于与他者的关联中的，将不确定性的身体归内普遍的必然性中，就出现了身体与至善的对立。 
古希腊人深深地体会到这种两难处境，只不过，以他们必然性的思维方式，这种生存论上的根本性对立被处理为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于是，在古希腊人那里出现了“被知的东西与没被知的东西的对立”。行动，或者说人的生存，总是因为“其认识上的局限性”而陷于“过失”当中，“公开实现了的现实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可以出之于过失自身的行动，也可以不是出之于过失自身的行动。相反，行动本身是这样一分为二的：自己把自己建立起来，并面对自己建立起一个异己的外在的现实；其所以有这样一个现实，正是行动本身的事情，正是它自己的结果。” 行动一方面要追求荣耀，一方面要追求必然的确定性，这样行动只能处处建立起对立。 
其结果是，古希腊人发现自己成了命运的惩罚对象。黑格尔说，“不让儿子意识到他所杀的那个冒犯者即是他父亲，——不让他知道他娶为妻子的那位皇后即是他母亲。伦理的自我意识背后就是这样地埋伏着一个畏惧光明的势力，一直到行为发生了以后，它才从埋伏中一跃而出，揪住这个完成了行动作为的伦理自我意识。”使“行为者不能否认他的罪行和过失。” 
在黑格尔看来，“惩罚”就是上述“不知道的与知道的，不存在的与存在”的结合，惩罚完成了必然性、理性的、他所谓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过程，惩罚构成了合题。这就是古希腊悲剧的主题：行为、行为总是有无知的一面、带来意想不到的惩罚、一切都同归于尽，一切都无可逃避。——这就是命运，一种抽象的必然性。而惩罚，作为行动，也只能落实于身体化的个人之上。一个极为典型、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就是黑格尔在此谈到的《安提戈涅》中的情节：作为共同体的反叛者的尸体不能被埋葬。这就是说，这一个体的屈辱将被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图腾与身体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实体化的至善，即共同体，主动公开了它与身体的矛盾，原来那个被掩盖的事实——身体的屈辱——赤裸裸地出现了。 
然而，如黑格尔所说，共同体的建立是从阴间地下借得其力量的，如今共同体背叛了它与阴间地下的默许，“现实的一方（共同体）既然把内在的一方（关涉于他者、身体）的荣誉和势力剥夺了，它自己的本质也就因之而损耗了。” 
由于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将身体化的人、行动着的人、生存着的人交给了以惩罚面目出现的命运，个体之人对共同体的信仰，对其图腾的信仰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命运的无知与恐惧。他者作为图腾尚能引起人的信仰，而作为命运，只能引起人的恐惧。信仰是与荣耀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如前述，荣耀关系总是作为奇迹发生，奇迹总是通过信仰被接受。这其中，他者与身体人的人的否定性关系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肯定的、接纳的关系。当这种积极的关系失去以后，只存在一种恐惧关系，他者就沦为命运的，命运是无法把握的必然性，引起恐惧的必然性，是一种暴力。它排斥信仰中的肯定性因素，从而也排斥奇迹。 
至善图腾不过是命运，它以必然性的方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也就是暴力的方式来对待身体，于是身体的反叛开始了。正如在《安提弋涅》中反叛了共同体的个体之尸体被迫在光天化日下腐烂，这种腐烂其实也是图腾本身的腐烂。在某些地方，黑格尔称身体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展开的对至善图腾的解构。图腾成为《云》，“一种消逝着的烟雾”，关于美与善，“人们可以用任何内容去填补”。身本以这样耻辱的方式解构了图腾，与共同体同归于尽。从历史上看，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覆灭也确实是由道德的腐化引起的。通常认为——黑格尔亦如此——苏格拉底代表着个体意识的觉醒，但在我们看来，个体意识之成为一个问题，乃是因为至善图腾、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已不能为个体意识提供荣耀，无法满足身体化的个人的最深刻的诉示。从一个角度来看，苏格拉底的罪名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正是他所代表的个体意识腐蚀了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当然，更为根本是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图腾无法荣耀身体， 
黑格尔所期望的通过战争从“阴间地下”借得力量来维持古希腊伦理共同体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黑格尔本人所采取的否定之否定的办法，也正是古希腊人的暴力的办法。通过以暴力对抗绝对他者，将绝对他者的否定权强制地奇取在人的手中，但结果只是人自身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比较，看一看除了这种暴力的，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之外，克尔恺郭尔所主张那种基督教信仰如何来处理身体之人与绝对他者的关系。在克尔恺郭尔的阐述中，基督教信仰首先充分地肯定绝对他者对身体之人的超越性的否定，任何身体化的人所企图建立起来的用以抵这种超越性的否定的确定性，都是罪的表现。这一点就保证基督教信仰不可能是一种活命宗教，保证了基督教深刻地了解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沉陷在自然生命状态中的意识”。然而，基督教却确持于这种巨大的、今人焦虑的不确定性，它放弃建立身体自身的确定性，它并不将来自他者的否定转化为自我否定，于是，一个悖论发生了，这也正是在崇高与荣耀中的悖论：身体化的人反而得以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在克尔恺郭尔的阐述中，必然性有其特定的范围，不能僭越这一范围而将可能性纳入自身，可能性绝对不是未识的、未实现的必然性，可能性越超了理性的理解，对理性表现为“荒谬”。处于确定性临界处的理性面对不确定性，并不放弃对不确定性的向往，并不堕入有限的确定性中，而是持守于这种临界状态，在激情中，“跃入”信仰。而信仰，恰恰就是接受奇迹的能力，奇迹作为上帝的作为，显然是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的，这表现为上帝对身体之人的恩典：死里复活（身体复活）的应许、对罪的宽恕。而这两项恰恰构成了古希腊命运的反题：与惩罚相对的是宽恕，与身体腐烂相对的是身体的复活。 

四．结语：一些反思 
从对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产生与覆灭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人类共同体可能作为一种带来确定性的实体，对个体性的人而言成为一种信仰的对象，而以此共同体为内容的道德信条可能成为某种图腾式的东西占据着人心中最核心的地位。 
其实，关于共同体的理想——乌托邦，以及与此相关的普遍性的道德信念是任何一种文明的“脊梁”，不仅在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中是如此，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亦是如此。古今中外，关于共同体的理想与道德都是欧歌敬仰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