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拱改革法制的主张和措施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任首辅兼掌吏部后 ，目击内外交困的时局，耳听革除弊政的呼吁，提出“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的改革主张，并在穆宗的大力支持下 ，为整顿法制采取了许多措施。

　　一是督令讲律，明晓法制。高拱认为，当时法制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执法者“昧于法律，误罗宪章”所致。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他们讲求律例 ，明晓法制。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 ，他提出将当年所录取的第二、第三甲新科进士 393人分拨各衙门，要求“讲求律例，习学政体，定以课程，时加考校，务期明晓法制，通达治理” ，并以考核成绩作为选用的主要依据。四月，他又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合行各衙门堂上官，督令讲律，限定书程，不时查考，或摘条面讯，以稽勤惰。仍拣选知律吏书数人，量进士多寡，如五六人拨与一人，俾与辩证解说，务使律例通晓。则 日后听断检验等事，自不眩于人言，不泥于己见 ，不必委托佐贰而用之有余，民可无冤矣。” 观政进士和州县正官能否明晓法例，通达治理，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推行法治和保证司法公正。高拱这一举措 ，就是让他们从 习学律例 和司法实践中得到历练与培养，以便从中选拔出高素质的、能胜任司法审判的官员。

　　二是刑官久任，公于听断。立法是为了行法 ，行法就必须公正。只有实行刑部司官“久任之法”，才能精贯律例 ，革除刑狱冤滥之弊。隆庆五年(1571年)十二月，高拱提出：“刑乃民命所系，而刑部则司刑之总也。有堂官 主于上，有司属分理于下。居是职者，使非律例精贯，则比拟轻重，必不能当其情；然非久于其职 ，则阅历未深，讲究未熟，欲其精贯，亦不可得。此久任之法，不可以不行也。” 高拱规定，刑官必须专业化 、职业化，要求他们能律例精贯，熟练而准确地依法量刑判案，并对其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密切监督，区分优劣而加以严格考核赏罚。这一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三是从严执法，弭盗安民。当时职掌监察和司法的官员总是从 自己的宦途得失考虑，地方出了人命盗案，往往隐瞒不报，或者诲盗为窃，以死作伤，甚至故意纵容盗贼的嚣张气焰。这不仅威胁到黎民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也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高拱严厉指 出：“今海内少安，惟多盗为可忧。而燕 、赵、兖、邳 、徐 、颍、毫、襄、邓、嵩河之问为尤甚。  今遍地皆盗，倘有揭竿而呼者 ，可立聚千万，将何以处哉?” 隆庆五年(1571年)十一月 ，江西安义县发生官库被劫事件。强盗项伯等劫去官银 2895两 ，知县曾知经也被贼寇捉拿。发生如此重大的劫库案件，显然是地方官失职渎职所致。高拱认为，有 司官“往往受盗之贿，不行缉拿，即有拿获，又多放纵 ，却只蒙蔽上官，以为地方无盗，而上官者亦甘其蒙蔽。苟称目前无事，以待迁转，习以成风，彼此相效，以为善宦。于是有司之蒙蔽 日益甚，而盗之猖獗 日益不可制。  直至杀官劫库，不容隐匿，乃始申报上司，却又以重为轻，以多为少 ，支吾 了事。而上司者亦恐有己责也，亦为之以重为轻，以多为少 ，支吾 了事。盖不惟贼之故态 ，官皆知之；而官之本情 ，贼亦皆知之。彼此相款 ，安然无事。此其所以 日益滋蔓而不可图也。”。 盗贼猖獗的根源不仅在于各级官吏大失职守，未能有效履行捕盗和稽察的职责，而且还在于官盗勾结，同流合污。因此，高拱提出，要遏止盗贼猖獗之势 ，就必须从整饬法纪着手，对那些失职渎职的官吏，坚决予以惩治制裁：“若不重为议处 ，恐故套牢不可破，官以蒙蔽为当然，而盗 以劫掠为当然，将使 良民皆化为盗，脱有揭竿而呼者 ，又将何以处也?合无将曾知经革职为民，方 良曙降俸一级 ，戴罪管事，其抚按官姑行戒饬，以后另议为条格。”

　　四是严惩贪酷，反对苛暴。嘉 、隆之际，法制败坏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贪酷之风盛行。“酷吏鞫狱，无中生有，深文罗织 ，钉人人罪” ，甚至杖死无辜人命。为了遏制贪酷之风，高拱要求执法官员“严断以用法”” ，既不能失出亦不能失入，不容许畸轻畸重，任意伸缩，“申饬有司官慎重刑名，毋辄轻入 ；恤刑官详审狱情 ，毋得轻出” 。他坚决反对残暴酷烈，非法暴刑。据《掌铨题稿》统计，高拱在执政期问，严惩贪酷官吏近百人。其中，既有知县 、知州、知府等地方官吏，也有尚书、侍郎、总督等军政大员。如，河南开封府祥符县知县谢万寿 ，性格刚暴 ，擅用暴刑，致死无辜苏仲仁等 12人。而当地的抚按官却认为，他初入仕途，在任 日浅 ，上疏要求从轻发落。高拱在批文中反驳道：“为照酷刑者为民，国有成例。今知县谢万寿淫刑以逞，打死人命数多，其酷甚矣。以酷而 留其官，是废朝廷之法 ；以酷而调其官，是残他处之民。若谓在任 日浅，情有可惜 ，则人命、国法顾不可惜与?” 最终将谢万寿革职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