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祥刑之经，本之以公。高拱认为，法的根本价值是公平公正，只有体现公平公正的法律，才能称之为“祥刑之经”即好的法律。他在诠释《尚书 ·舜典》“惟明克允”即明察案情、执法公正思想时说：“古今称善刑者，非皋陶乎，乃史臣之赞也，亦日 睦明克允’已矣。而瞽瞍杀人 ，孟氏之所谓必执也。故明以断之，情以鞫之，本之以公，斯祥刑之经也。”-川他从“人罔恒情，法罔恒用”观点出发，对“祥刑之经”作了全面、深刻的阐释。为什么要“明以断之”呢?因为“民也有顽而行谗者乎 ，有佥而市巧者乎，有阳是阴非、心壬面纯者乎 ，非明莫之能鉴也  听察惟聪 ，色意是穷，肤想罔行 ，斯之谓明” 。这就是说 ，在断案中不免会有狡猾谗诬之人，谄媚取巧之人，甚至还有阴是阳非、表里不一、心术险恶而表面美善之人。如果不能明察案情，就不能做到鉴别真伪，公平断案。因此，倾听观察必须耳聪目明，面色之意定要穷尽真实，表面之言不可轻信盲从，这叫做“明”。为什么要“情以鞫之”呢?因为“有过而误罗者乎，有怵而故伏者乎，有抑之弗申、究之弗鸣者乎，非情莫之能体也  匪雷匪霆，而哀而矜，无辜是恫，斯之谓情” 。其意是说，在审案中不免会有过错而误被罗织罪状之人，有恐惧而被迫伏法认罪之人，甚至还有冤屈不能申诉、刻意深求而不鸣冤叫屈之人。如果不能审清案由，辨明真相，就不能体察民情民意，公正鞫审。故此，审理案件不能有雷霆之怒，更不能恫吓无罪之人，而要有哀怜之心，这叫做 “情”。为什么要 “本之以公”呢?因为“有富而货狱者乎，有宠而嘱狱者乎，有媚而希意、戆而取激者乎，非公莫之能直也  无滞无迎，惟重惟轻，衡平鉴空，斯之谓公” 。这就是说，在执法中又有富饶者以钱财行贿于司刑之人，有权贵者以权势说情于刑狱之人，甚至还有以谄媚而迎合其意，愚钝而表现激烈之人。如果执法者不能做到公平公道，就不能伸张正义，理直气壮。所以，不要长期滞留案件而久拖不决，不要揣度别人心意而投其所好，而要根据所犯罪行大小而量刑轻重适宜，必须像秤衡和照镜子一样公平客观，这叫做“公”。从现代法学的基本精神看，高拱把公平公正作为法的价值取向，显然有其合理因素和借鉴价值。但是，法作为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的主要工具，“礼乐刑政为治之具” 。从这种意义上说，高拱的法治思想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他不会也不可能对广大被统治阶级实行真正的公平公正，而只能对少数统治阶级实行公平公正。这又表明他的法制观具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二是法必贵当，罪必责实。高拱针对嘉靖以来“刑狱冤滥而怨声载道” 。全国动乱四起，失序失控均已表面化的衰乱局势，提出必须进行司法改革 ，“欲兴治道，必振纲纪。欲振纲纪，必明赏罚” 。高拱推行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则，就是“法必贵当”和“罪必责实”。他说：“法必贵当，则朝三暮四，非吾法也”；“罪必责实，则巧文曲避者，不可饰罪也”。只有坚持“法必贵当”和“罪必责实”的原则，才能确保司法的公平公正。“法必贵当”具有法理学和刑法学的双重意蕴。就其法理学的意蕴而言，“法必贵当”含有守法与变法相统一的涵义。一方面，法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要保持 自身的稳定性 ，以便共 同遵守，不可妄意纷更 ，朝令夕改。否则 ，就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他说 ：“盖时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正不可妄意纷更，只将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而实心奉行之。纵有时异势殊当调停者 ，亦只就中处得其当便是，不可轻出法度之外，启乱端也。” 另一方面，法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要随着时势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和变更即“变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说 ：“事以位异 ，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 ‘事与时迁，则又变之以从宜。” 高拱既强调守法的重要性，又强调变法的必要性。如果只变法而不守法，百姓就无所适从，必然引发社会动荡；相反，只守法而不变法，就会形成法律滞后，阻碍社会发展。因此，必须把守法与变法即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一起来，不可偏执一端。在高拱的法治思想中，强调的重点是变法，因为只有变法改革，才能使法律与时俱进，同社会发展保持同步。显然，这是为他主持隆(庆)万(历)大改革提供法学根据。从刑法学的意蕴来说 ，“法必贵当”又具有量刑适当的涵义，即根据罪犯所犯罪行的大小而处以轻重不同的刑罚。他说 ：“若论为治，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_4“法惟其宜于民，不必其所立；宽严惟适于治，不必其同而无间。” 在高拱看来 ，执法断案要做到量刑适当，宽严适度，就必须既反对从重拟罪，流于苛酷，又反对法弛刑轻，流于放纵。他说：“圣人制刑，所以诘奸禁乱，安天下之民也。固不可流于苛刻，亦不可流于放纵。乃今 司刑者 卤莽草略，既不尽心 ，却又每以出人罪为长者，虽盗贼皆曲意放之，以为阴骘。若然，是谓明刑者为不仁也。纵恶长奸，残害善 良，败坏国事，莫大于此。” “夫主刑者，民之司命也。然或偏于辟，则深刻而失情；或偏于宥，则纵弛而废法。” 这就是说，滥用酷刑，草菅人命，必然导致残害善良的恶果 ；法弛刑轻，宽宥罪犯，必然造成纵恶长奸的结局。只有“法必贵当”，量刑适度，才能达到“诘奸禁乱 ，安天下之民” 的理想效果。

　　如何才能量刑适度?高拱认为，必须准确掌握罪犯所犯罪行大小的实情 ，严格按照法典条文而定罪量刑，使罪行的大小与适用法典条文之间形成恰当的对应关系。这就是他提出的“罪必责实”的司法原则。他针对当时阁臣在定罪量刑的批文中，要么“巧文曲避”，从轻拟罪，要么无视法典，从重拟罪的诸多弊端 ，提出“一罪一律”，数罪并罚的主张，坚决反对“一罪二律”，滥施酷刑。他说：“阁臣拟旨，每云‘著法司从重拟罪 ’。此言大谬。夫二罪俱发，则从重论，谓其有轻有重，故独从其重者也。今一罪只有一律，虽凌迟处死者，亦只本律。非一罪二律，有轻者，有重者，而可以如此如彼也，则何以从重乎?日从重，是不用律矣。” 这种“罪必责实”，反对从重的司法原则，是高拱 “修举务实之政”的实政精神在法治思想中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