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创新
[论文摘要]：毛泽东的宗教思想在认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宗教的基本原理以及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均有理论创新，其中既包括具有普遍理论适用性的战略思想，也包括具有具体针对性的策略决策。这些理论创新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和宗教政策的形成与成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伴随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宗教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与世界有的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纷争甚至战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和谐的局面，一直没有由宗教问题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或政局危机。这一实践成果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和宗教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制度设计，依赖于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既是党的宗教观的又一发展，也是新形势下党在宗教政策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如何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由此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毛泽东的宗教思想在党的宗教观的形成和成熟过程中，占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当前党的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增强在实践中理论运用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一、重视宗教和宗教问题
关于宗教和宗教问题有诸多的审视角度:信徒和无神论者之间有所不同，在普通民众和执政者眼中也大相径庭。毛泽东作为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对于宗教和宗教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到的政治远见。
(一)从民族关系角度强调宗教问题在国家统一中的重要性
宗教问题非常重要，并不因为其有神论的世界观，而是因为宗教问题牵动着无数群众，联系着众多民族。在进军新疆和解放西藏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强调军事行动和政治争取的相互配合，“采取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将妥善处理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尊重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促进民族关系的平等团结作为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
1949年9月26日，毛泽东在发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文中，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的当天，他就指示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同志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毛泽东的叮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的战略思考。在他看来，宗教问题可能是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其实质往往“是个群众问题”。正是因为走了群众路线，赢得了民心，凝聚了各族人民，才最终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
宗教的民族性和群众性是毛泽东从战略高度认识宗教问题重要性的切人点。这一思想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1979年邓小平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说:“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江泽民在1992年1月14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5月27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也强调: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可见，党的领导人都将宗教问题和民族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二)从科学研究角度强调宗教问题在理论建设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幼年时由于家庭的影响也曾有过宗教情结，“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但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主张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科学研究宗教和宗教问题，重视宗教理论研究的独特价值。
他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谈话时就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毛泽东曾认真研读过宗教经典，他的随行书籍中就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架经》等佛教典籍。1963年12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批注道:“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由于毛泽东的影响，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前身)，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研究宗教的专门科研机构。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特点也被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吸收。江泽民也强调:“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学习和教育”，“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工作队伍的建设。重视宗教问题研究在理论学习和建设中的积极意义。
(三)从执政党建设角度强调宗教问题在提高干部素质上的重要性
毛泽东还尤其重视干部队伍学习宗教政策和宗教知识，认为这是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方面。他曾说:“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所谓“红”是指政治方向的坚定性，所谓“专”则是指要具备宗教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在1953年3月《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中，毛泽东对于张执一和马杰关于河南少数民族的报告和汇报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说:“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办法，派出像张执一和马杰这样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里的“懂民族政策”其中就包含了懂宗教和宗教政策。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强调要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充实到党员队伍中来，通过少数民族干部团结广大群众，认为“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
江泽民更是从执政能力的角度来认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他说:“重视宗教工作，善于做宗教工作，是领导干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我们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而且指出要把宗教理论政策纳人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教学内容当中，要让我们的党政干部尽量较多地掌握有关宗教方面的基本知识。
二、认识宗教的基本原理方面的理论创新
(一)从政治和文化两个角度论述什么是宗教
从政治角度来说，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的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精神绳索之一。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但是，就文化角度而言，毛泽东认为，宗教是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转战陕北时，毛泽东曾造访白云寺，还曾感叹:“古代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在1952年10月8日接见西藏致敬团的时候，他再次提出，“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宗教是文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这两个角度的观点在毛泽东宗教思想中并行不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宗教的根源:宗教作为反映反动政治势力的上层建筑的时候，就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意识形态，而当剥离宗教的政治因素的时候，就是一种文化现象。1982年在小平同志指导下出台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这一认识无疑是在毛泽东的观点上的理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