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阅读儒家经典，我们是不能不注意它的宗教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从宗教的层面来理解上述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不论父子关系、夫妇关系，还是君臣关系，在儒家看来，都有一种天经地义的神性，都有它们天命的最终依托，都是天道伦常在人世间的具体表现。这三种关系，首先是各自独立的子系统，都直接上承于天命。父子关系是就慎终追远、报本反始来说的；夫妇关系是就天尊地卑、阴阳大化来说的；君臣关系是就君权神授，上承天祚来说的。然而这三种关系之间，又是彼此牵制、互为激励的，没有夫妇，就没有父子血脉的持续延伸；没有父子，就没有夫妇化合的依托；没有君臣，父子夫妇就没有赖以存有的贤明社会，由亲亲而尊贤的理想就得不到公正、有效的贯彻。但是，这三种关系，在整个宇宙中，又只是各种天人关系中的一部分，它们来自天常，是天的意志的一种表现。从《周易》《易传》以来，“天道”一直被先秦儒家先哲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典范。笔者在此讨论《六德》的真正目的，是要弄清儒家哲学的宗法性最后的归宿到底在哪里，从而为我们探讨“禅而不传”的来龙去脉寻找理论的背景。
二
儒家先哲试图通过六位，坐实六职，根据六职培养六德。很明显，这是“礼”的路径。外在之礼，之位，之职的修养来唤发内心的德。但是，从人的思想道德和知识水平来说，先秦儒家又要求人通过现实的道德践履，下学上达，不断地扩充自己，提升自己，以形成自我内在的道德超越，这就是“善、信、美、大、圣、神”的道德递增（《孟子·尽心下》）。这样一来，在儒家人学的群体划分中，又出现了由“民、士、君子、圣贤”直至“圣王”的理路。
相对于六位、六职、六德来说，这里的理路完全超越于宗法制之上。先秦儒家在这里树立起了一面道德修养的人生旗帜。在这面人生奋斗历程的旗帜之下，六位中各个层面中的人都是平等的（真正平等的根源在随命而降的“善端”）。也就是说，只要你努力学习，提高道德修养，任何人都可以跨越“民”的局限（民者，冥也、暝也），进入士（士，民之秀者）、君子、圣贤的天地，最后甚至可以达到圣王的境界。而圣者，则天也。这正是先秦儒家的精华之所在，因为它依据于《周易》生气流行的刚健思想，在全社会树立起了一种只要君子自强不息就可以成就人生大业、造福于人类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在先秦儒家先哲的亲身经历中，这种理论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孔子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干了很多别人都瞧不起的、低贱的活儿（“鄙事”），长大以后也只能给人家主持丧礼来维持生活（《论语·子罕》有“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的记载）。但是，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超越常人地认识到了“礼”，特别是“丧礼”在社会伦理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并且因此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广招门徒，传播思想，成为千古无冕之王。以“丧礼”为契机、以亲亲为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建立起思想体系，其理论的归宿却是“爱人”，是“仁”的达道对“德”的超越，它的理论目的在于通过个人的修养、锤炼，组成一个由圣贤领导的“大同”世界，再通过这种“大同”的世界去呵护人的天赋性情、权利。大同世界需要人们纯正的性情去造就，而纯正的性情又必须在大同世界里修养。
“德”，在儒家哲学中是统领仁、义、礼、智、信、圣的。研究先秦儒家，我们不能不充分注意这一重要的思想特征。本来在先秦各家各派中，几乎都重视“德”，老子、墨子、庄子均莫不如此。但是，在笔者看来，于儒家尤甚。在儒家的“德”的内涵中，毫无疑问，也是包含有宗法制的内容的，但是，这只是德的低下的层面。先秦儒家各种经典中的大量论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礼记·经解》）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性之华也。（《礼记·乐记》）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礼记·中庸》）
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大戴礼记·主言第三十九》）
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谓三德。三德率行，乃有阴阳。”（《大戴礼记·四代第六十九》）
很显然，先秦儒家的“德”，是一个以《周易》的天道精神为目的，以“尊亲”为基础，兼有仁义礼智信圣，由低而高，逐层递进，最终超越“尊亲”，天、地、人合而为一的、开放的价值体系、提升体系和超越凡俗的扩充体系，它的最后归宿是“天”。
以此为基础，孔子主张德政，孟子主张仁政，荀子主张王道：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 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 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荀子·王霸》）
子曰：“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必称其仁，故今之道尧舜禹汤文武者，犹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也。”（《大戴礼记·用兵第七十五》）
这种以仁义为皈依，以人民为根本，关心民生疾苦的情怀，当然是面向整个社会而言的。这就是与“孝悌”“小德”相对应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德”精神。只有在这种大德精神的支撑之下，儒家的政治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种“大同”的政治思想，正是仁义礼智信圣的最后归宿，也是孔孟社会伦理学说的最高理想。这完全超越了血缘宗亲的苑囿。“大同”的实现，来源于“大德”的修养，这正是《唐虞之道》的精华之所在：“古者尧生于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未尝遇□□，并于大时，神明均从，天地佑之。纵仁、圣可与，时弗可及嘻。夫古者舜居于草茅之中而不忧，身为天子而不骄。居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身为天子而不骄，不□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第14、15、16简）这是德性修养的最高境界了，因为它与依托天道、居以待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