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时代:学术的复苏与繁荣——百家争鸣之后的思想大融合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学术  百家争鸣  吕氏春秋  淮南子  董仲舒

 

如果说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为后来的中国民族提供了丰足的精神资源,那么,汉代则为后来的中国社会塑造了政制与文化的基本范型。所以,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汉代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它承前启后,结束了战国以来长期纷争的社会局面,实现了无数代人的梦想——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又稳定的中央帝国。而汉初岁月则又应该是整个汉代的关键所在。无论在疆土、治体的定立方面,还是主导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从帝国初创、文景之治,到武帝时代,王朝政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经开辟出两汉历史的基本套路。其实,整个汉代的学术成就主要也集中在西汉时期。

 

 

在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方面,从秦亡到汉兴,短短的十五年历史,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长的反省。建汉之初,对前朝政治作一个理论的总结和评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实际上,不妨将之看作是一场有关汉代治国之道选择的“大讨论”。陆贾应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语》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贾谊则写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过秦论》。贾谊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灭六国、兼并诸侯所依靠的是铁硬的手腕和绝对的军事强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还是这套路数,显然是行不通的。秦王为政的错误,首先发生在思想认识上。即,没有能够对获取天下之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作出全面、正确的估计,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没有彻底从战争状态下走出来,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改变策略、易弩更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并天下可以凭借一时强盛的武力和法家的严刑酷律,但治理国家却需要换一种手法,即通过安抚怀柔、顺服感化、仁义规劝、舆论引导等途径来赢得民心,增强统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攻”之道毕竟不同于“守”之道,“攻”之政也一定不同于“守”之政。所以,能不能施行仁义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要害与关键。贾谊的论点在汉初时代几乎赢得了学界与政界的普遍认同。这可能为不久将来的儒学独尊大造了舆论。

政治上的无为之治对学术界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宽松、自由学术氛围的形成。高帝建汉之初,“敢有挟书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的直接灾祸就是学术的凋敝。大概在高帝之后,才开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惠帝四年,废挟书之律。文帝即位,更加留意于学术,曾遍寻治《尚书》者,得秦博士伏生;朝中有博士官七十余人,包括诸子传记博士、《诗》博士。又任用贾谊、晁错、阴阳家公孙臣等为朝臣;一度还酝酿改制度、易服色。

幸免于秦焚的古籍,此间多有出现。自吕后至文、景之世,由于当政者奉行黄老之学,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未曾加以干预,诸子学术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就连诸侯王都倾心于学术,楚元王刘交、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的身边都聚集了一群学者,从而在朝廷以外,形成了一些学术中心。譬如,刘安就“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而为其著述立说。刘德的门下,“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宫,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又因为“书颇散亡”,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正是由于文帝以来几代君臣的努力,诸子的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司马迁以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学术文献的复出、收集、整理与研究,使得诸子之学的再度繁荣具备了基本条件。

 

 

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诸子各派几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汉初,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的并存,为纵横家的兴盛提供了舞台。郦食其是敢在高帝刘邦面前“言六国从横”的“说客”。陆贾则“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邹阳、严忌、枚乘是景帝年间“皆以文辩著名”的“游士”(《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武帝时的严助,十分善对,“以苏秦从横”为长,曾“与大臣辩论”,结果却是“大臣数诎”。(《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凭借口才游历于燕、赵、中山、齐之地。(《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至于徐乐、严安、终军、聊苍等人,在他们身上都不乏纵横家所必备的才质。

道家之学的发展更是空前的。文帝本人就是“好道家之学”(《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的。惠帝的丞相曹参,“其治要用黄老术”(《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陈平则“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即便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虽然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但仍然流行甚广。至东汉时代又趋于兴盛。

在汉初,名家、法家与道家在思想实质上似乎已经走向了统一或融合。名家重视“名”的分辨,讲求“名”与“实”的一一对应关系,强调应该“名副其实”或“名实相符”。名家的原则落实在政治哲学中则就是法家所主张的一断于法、职分严明。所以,人们常将“刑”与“名”并称。君主帝王驾御群臣,只要循名责实,清静无为,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这岂不是黄老道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也正是由于与道家的密切关连,乘着黄老思想盛行的东风,法家思想在汉初时代的实际地位并不低。贾谊虽也倡导仁义之学,但在其重农抑商、收铜布、禁铸钱、御匈奴等政治主张中仍不时透露出明显的法家气质。作为文、景时代法家重要人物的晁错,曾“学申、商刑名”,“为人峭直刻深”,还专门教太子以“术数”。晁错关于制服匈奴、徙民守边、平削诸侯、募民受爵的系列上疏,堪称新一代法家论述耕战的代表之作。

阴阳家在汉初也有所进展。张苍、公孙臣、贾谊都是西汉前期的阴阳学大家。《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张苍为章程”,说的就是张苍继承了战国驺衍的阴阳之学,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德当建于水,色尚黑,正十月。所以,汉初的历法都依据这一原则而制定。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公孙臣的建议,对后来武帝的太初改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武帝设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阴阳学又一次在理论上发挥了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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