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包括赋、杂赋、诗、兵、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医、经方、房中、神仙、方技等门类的大量著作。其实，这也能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即使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之后，无论在现实政治上，还是在纯粹学术上，儒学并没有获得绝对的独尊，同样，百家也没有被真正地罢黜。

三

帝国政治的大统一催促着思想的大融合。几乎就在汉初学术复苏并逐步走向繁荣的同时，学术界本身也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整合态势。在经历了长期的争鸣、辩难与颉颃之后，各家学说、学派又开始相互吸纳、彼此兼容。这种态势几乎从战国后期就已露出端倪，到秦汉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从《荀子》、《韩非子》到《易传》，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子》、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甚至还包括《经法》、《黄帝四经》和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以及稍晚一点的《盐铁论》、《白虎通》，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兼容、整合的趋向。《荀子》一书，虽师法孔子，但其主张制命、坚持法制、反对神鬼、明于辩察的精神实际就已兼儒法、合道墨了。《韩非子》熔法、术、势的思想于一炉，同时还吸收了老子的哲学精髓。《易传》由天而人，源于儒家，却又有老子天道观念的印痕和阴阳之学的基本框架，把人事政治、日用伦常统统纳入到宇宙自然的整个系统中去考虑，从而建构出一套完整的世界图式。

进而，这些流派、人物就不再是纯粹的一家一学，而毋宁是以一家一学为主，兼收他家他学，或是尚未经过充分磨合、消化的多家杂凑。所以，也难怪后人常将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学术著作称为“杂家”。《汉书·艺文志》指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可见，杂家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正视诸子之学各自对于治国的合理因素或有用方面，并广泛吸纳百家的思想成果，但短处则是材料繁杂，体系粗糙，难以寻找到一种统一的基本主张和核心观念。

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吕氏春秋》，“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目的就是要“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整合百家之言、寻求思想一统的雄心之大、气魄之高，似乎已跃然纸上。“听群人之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审分览·不二》）长时期的百家争鸣一直搞得人群民众视听混淆、无所适从，这种局面应该可以结束了，再不实现思想意识的统一，则必然要导致人心的涣散和国家的消亡。思想意识的一统必须借助于政治的一统。

《吕氏春秋》的思想主干是道家，《老子》对它的影响是最大的。譬如，《吕氏春秋》最高的哲学范畴——“道”或称“一”“太一”，就直接来源于《老子》。《老子》以为天道是自然无为的，“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十章）；在《吕氏春秋》中，则有：“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孟春纪·去私》）《老子》提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而《吕氏春秋》则主张：“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昭”，“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审分览·知度》）。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庄子对《吕氏春秋》的影响也有稽可证。

《吕氏春秋》是作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召集若干“食客”编撰而成的，其背景是秦在事功方面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这样，不妨将《吕氏春秋》视为对秦王法家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而秦是以刑法治国的，所以，法家无疑会对《吕氏春秋》产生一定影响。如，《察今》一篇所强调的“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来自于商鞅、韩非。《慎势》专论权力，与慎到、荀子及韩非的主张相一致。《知度》、《君守》所言“督名审实”、“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都是源于老子、管仲和韩非的君人南面之术。不过，《吕氏春秋》也反对法家治国专恃威势、法术、刑律的主张，而提倡德法相济、恩威并施、赏罚俱行。同时，也拒绝韩非所提出的那种树立绝对专制君权、以利害定是非的观点。

墨子思想在《吕氏春秋》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大。《仲春纪·当染》一篇几乎全部转录了《墨子·所染》。墨学的宗旨是兼爱、交利、尚贤、重义、节葬、辩察，《吕氏春秋》的《听言》、《离俗》、《用民》、《适威》篇，讲的也是爱利之道。人主君王不能只谈仁义礼教，还应该“以民为务”、“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开春论·爱类》），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儒家离开民利而奢论仁爱的偏向。《吕氏春秋》中的《审己》、《谨听》、《本味》、《先识》、《观世》等都反复声张了墨家“尚贤”的重要思想。当然，《吕氏春秋》对墨学的吸纳也是有所取舍的，如不谈天志，对明鬼、非乐、偃兵的批评，似乎已与墨子的主张相悖逆。

阴阳之学在秦汉，几乎一直就没有衰落过，它对《吕氏春秋》思想体系的形成曾发生过重要的作用。《吕氏春秋》用阴阳、五行的思想构造起一个辉煌庞大的理论框架，把天文、岁时、农事、政教、职官、乐律、祭祀等，几乎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都被囊括了进去。应该说，这一理论框架的系统性和严密性都超出了《管子》。《吕氏春秋》继承了驺衍、《易传》的阴阳思想。其《应同》篇所宣扬的“五德终始说”和“感应说”，几乎可以堪称驺衍思想的转述。十二纪的纪首篇，均以阴阳二气的消与长来解释季节的变化，还配以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五祀等。

至于儒家，《吕氏春秋》也予以了一定的重视。“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吕氏春秋·似顺论·处方》），就是对儒家宗法伦常思想的继承。《吕氏春秋》的《孝行》篇与《礼记·祭义》，都将孝道作为治国之本，可能均出于孔门学生曾子一派之手。尽管《吕氏春秋》重视了儒家，但总的说来，《吕氏春秋》对儒学的兼取是极为有限的。

另外，《吕氏春秋》的《论威》、《荡兵》、《振乱》、《禁塞》、《怀宠》、《决胜》、《贵卒》等篇章，应该是先秦孙子、孙膑军事思想在秦汉之际的延伸，反映出秦国在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作战经验。而《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章，可算作是先秦以来最系统的农学著作。其中不乏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似乎可以说明秦政对发展农业生产早就予以了重视，从中也可窥得秦之所以能够获取天下的又一秘密。

尽管《吕氏春秋》对诸子的思想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吸收，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原封照搬或生吞活剥，仍然是有主题、有指导、有核心的整合。整合就要有所取、有所舍。而取与舍总是有立场、有目标、有针对性的取与舍。《吕氏春秋》对诸子之学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有所采撷，有所摈弃；有所承接，也有所扬弃；有所批评，也有所褒扬。它更能够结合自己时代的特色，作出适当的总结和发挥。相对而言，不同流派的思想观点在统一的体系结构中被整合、重组，尽管这种整合、重组还显得比较原始、粗拙。所以，《吕氏春秋》才不至于是那种包罗万象而靠拼凑叠加起来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