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略晚于《吕氏春秋》，而又较之更趋系统化、理论化和精密化的另一部综合性著作是由汉初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鸿烈》（《隋书·经籍志》始称《淮南子》）。《淮南子》全书由二十篇专论及一篇内容概要所构成。书中的二十篇专论所涉猎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天上人间的所有物事，体现出秦汉帝国时代大气磅礴的伟岸风范。“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要略》）

从思想脉络上看，《淮南子》是在黄老、道家的基础上，揉合儒、法、阴阳、墨等学派的观点而形成自己庞大哲学体系的。《淮南子》在思想材料的采撷上，对《老子》、《庄子》最为青睐。“道”、“无为”、“祸福”、“利害”等概念直接引自《老子》。其宇宙观、世界观也以《老子》之说为底本。《原道训》、《道应训》、《缪称训》、《俶真训》等篇简直就是对《老子》哲学的注解和发挥。但《淮南子》也有区别于《老子》的地方，如它并不排斥仁义、礼教与法度。《淮南子》也是充分吸收了《庄子》哲学的精髓的。《俶真训》篇甚至还直接转录了《庄子·齐物论》中的部分文字。“神人”、“至人”等概念当出自《庄子》的《大宗师》、《逍遥游》。从《淮南子》关于性分各有修短、人性愉和宁静、治万物应顺性因俗的思想中，似乎可以看出《庄子》之《天道》、《天地》、《天运》与《骈拇》的痕迹。关于养生、养神、养形的主张，不妨视作是对《庄子》之《大宗师》、《德充符》的进一步阐释。

《淮南子》的著者中应该也不乏儒家之徒。据统计，全书引《诗》约三十次，引《易》十余次。提及《书》、《乐》、《春秋》的，也有多次。儒者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三皇五帝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同样也被《淮南子》所推崇。《主术训》中讲“诚正”、“修身”与治国的密切关系，其实就是经典儒学所倡导的最基本原则。《脩务训》主张的“为学”，应该是儒家积极进取的有为精神的再现，似乎是对《荀子·劝学》篇所作的新解。《泰族训》中的“参五”，实际上就是为儒家所一直强调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关系。“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把教化置于刑法之上，并指出应该“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泰族训》），“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主术训》），强调要以仁义为本，这也一定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

刑名法家所一向主张的君臣职守、百官有常、以法治国、用权御势、因时变法等思想在《淮南子》中也得到了继承。一篇《主术训》，生动地再现了法家重权势、讲法术和重法、务实的精神品质。“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又，“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人主处权势之要，而执爵禄之柄；审缓急之度，而适取予之节。是以天下尽力而不倦。”等等，都极好地弘扬了法家的治国理念。

阴阳五行的思想，是《淮南子》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时则训》似乎是先秦阴阳五行观念的实际运用。《览冥训》、《本经训》、《泰族训》等篇，都渗透着浓厚的阴阳气化、天人感应、同类相召的观念。《天文训》、《精神训》以天道验人事，大讲人受于天、人副天数及灾异之说。可以说，与《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后来已成为研究秦汉之际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献。

墨家对《淮南子》也有一定的影响。《淮南子》中关于名实、节俭、薄葬、重义的观念显然是来自墨子的。“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淮南子·主术训》），是对《墨子·贵义》之语的转录。墨子重义，《淮南子》也强调说：“君子义死而不可以富贵留也，义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精神训》）“非道不行，非义不行”，“君子制义”。（《主术训》）

值得肯定的还应该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以道家为主干，实施对诸子百家之学的整合与改造，所成就出的庞大思想体系，在客观效果上，为日后董仲舒的那个包容了阴阳五行、法、道的儒学体系的建构开拓了方向、提供了极好的参照系，同时也为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五

正是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还应包括陆贾、贾谊等）所造就出的思想大融合的浩大声势，加上对秦亡汉兴历史事件予以及时总结的现实迫切需要的催促，沉睡了漫长世纪的儒学，开始迎来了自己的复兴。如果不是秦帝国的迅速灭亡，就不会有对刑名法学的大反思、大声讨、大批判。于是，也不会有对帝国治政方略的探讨和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寻找。如果说，前武帝时代的六十多年间，儒学还只是诸子各派之中的一员，但是，经过几代人（尤其是那些作为政治家的君、臣）的艰辛努力，现在儒学的机遇终于来了。它遇到了一位既能够成就事功大业，又不乏意识形态的心胸情怀；既善于利用名法手腕料理天下，又需要仁义之道来装点、粉饰门面的皇帝——汉武帝。然而，机遇总与挑战并存。就在儒学幸运得宠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危机。

仅凭孔、孟或荀所倡导的那一些内容，既不能适应时代变化与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无法在诸子各派中确立起真正的领导地位。儒学要迈上新台阶，仅仅依靠孔、孟、荀那一点家当是肯定不行的，还必须充分吸纳、兼容诸子的思想精髓，整合、消化各家各学的优势成分，从而实现对自身的全面改造。在此基础上，再把新的儒学精神建构到社会的伦常秩序中去，把儒学的信念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世界中去。这便是儒学的新使命。汉初时代的历史已经证明，能够担此重任的应该是——董仲舒。

《春秋繁露》的立场在于儒，但又不局限于儒。它充分吸收、消化了阴阳、法、道等诸子之学，而形成一个包容天人的庞大思想体系。一部《春秋繁露》就可以看作是对百家思想的继承和总结，当然，这首先是以儒学为根本基础的。《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在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大融合中，在秦汉之际社会现实对意识形态的迫切需要面前，董仲舒选择了儒学，这绝不是偶然的。董仲舒在做出这种选择的同时，其实也确立他自己在儒学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也正是有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由汉武帝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能够从现实的运动进入一个民族的历史，才能够把外在的政治强制引向人们的内在要求。汉武帝时代的精神风貌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保持、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