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强调的是董仲舒对法家思想的大胆继承。在秦亡汉兴的历史背景下，直接继承法家思想是需要一定理论勇气的。汉兴之后，虽然形式上的大一统政权已经成立了，但是有效的统治体制和合理的社会秩序一时还有待建设。诸侯反叛、臣子越礼、法度废弛、纲纪混乱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都构成了帝国统治的潜在威胁。面对这种状况，作为以外王立学的公羊学家，董仲舒当然有责任为整饬纲纪、严肃法度而作出努力。于是，便有董仲舒对大一统、正名、官制象天、任德不任刑、日用伦常等观念的强调。

董仲舒成功地把诸子之学的精髓糅合进了儒学。阴阳、五行构造着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这极好地弥补了儒学的先天不足。迈出这一步，儒学的体系化、完备化才有可能。后世宋儒为应付来自佛学的挑战，几乎都要议论一番“无极而太极”，无不大谈一气阴阳之学。这显然与由《易传》和董仲舒《春秋繁露》所开辟的思想路线有着密切的关连。同样，在具体思想内容的补充、甚至在论证阐述的方法上，董仲舒也并不排斥法家、道家的影响。如董仲舒对正名、度爵、制服和权变、更化、主术的重视，对饮食与教诲先后次序的强调，似乎就与法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其关于“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春秋繁露·离合根》）、“执无源之虑，行无端之事”（《春秋繁露·立元神》）的政治主张，以及治身、养生的哲学显然完全取自于道家。

在充分吸纳了各家思想的精髓之后，董仲舒开始了全面改进儒学、丰富儒学的历程。这一历程，涉及之广、幅度之大、影响之深是儒学自产生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如果说孔子之后，儒学的路线有所谓曾子、子思、孟子的“内圣”与子张、子贡、荀子的“外王”之别，那么，及至汉时代，经由董仲舒所建构起来的新儒学，则彻底扬弃了圣与王各执一端的偏向，他既重视外在的实际生活，又讲求内在的性情世界，兼有事功、并含精神，在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推进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孔子思想的复归，还儒学以一个真正的、整全的面目。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7年，长沙。

2．班固：《汉书》，岳麓书社，1988年，长沙。

3．《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1988年，长沙。

5．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济南。

6．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