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自我观之与自他观之[1] 

十二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2] 

十三  重新命名作为重新解释亦即重新建构 

既然论证了中国哲学的非法性，最后又从中国命运的走向中得出中国无所谓有无哲学的结论，那么，如何对待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中国哲学一词呢？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哲学一词是对传统的道学的重新命名。这种重新命名不是随意为之，而是重新解释－建构。重新解释－建构的背景是近代中国之悲剧命运，所以，把道学重新命名为中国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名无固宜，约之以命”（《荀子·正名》）的问题。荀子讲的是名与物发生关系之初始的事，而道学本来并非无名，为什么要以“中国哲学”对之重新命名呢？那是因为近代中国文化伴随中国命运而礼坏乐崩、斯文扫地，需要重建合法性。

重建合法性当然以丧失合法性为前提。但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对中国文化的摧毁本身就是首先应该受到质疑的，其次应该受到质疑的是对道学合法性的重建方式，即通过依附西方，建构名为中国哲学实为解释哲学的重建方式。既然摧毁的根据和重建方式都应该受到质疑，那么，中国哲学的命名的合法性显然应该受到质疑。

概言之，中国哲学是歧出的中国历史派生的歧出学术中的一种歧出形态，而中国哲学也是一种畸形的命名。因此，对于中国哲学这样的命名，是不能以“名无固宜，约之以命”为理由轻易放过的。

歧出的近代史需要让我们追问：历史之歧出是如何呈现的呢？前文[3]提到了生活解释系统的转移即西化，但是仅仅这样说还不够。歧出历史呈现在生活建构的解释系统中实际上就是呈现在生活言说中。呈现在生活言说中，首先是大量新词语即新名相、新概念[4]的出现，并对传统进行重新命名。[5]这些新名相不是从历史（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而是从西方引进的。如果用名相（名）和事物（物）的关系看，首先，近代出现的许多新名相不是对新事物的新命名，而是以新名相对旧事物进行重新命名；不是从无到有的命名，而是从有到有的命名，用新名相取代旧名相，并使旧名相湮没于弃之不用，在生活言说中黯然隐退。[6]其次，重新连接新名相之间的关系。名相之间的关系就是思路，或者说名相结构。思路或者名相结构是什么呢？还原到生活，新名相之间的结构就是新的生存样态，或者说是新的生存结构，就是生活的变迁。这种新的生存结构，是西化的生存结构，也就是西化的生活解释系统。对于民族文化本位而言，歧出的新名相和歧出的新名相结构（新思路）两者都是歧出的。[7]

我们当然应该并且必须正视歧出的近代史，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并且必须走出歧出的近代史，复归正统，自我观之，重建基于自身的中华民族的生活解释系统——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根本含义。[8]

民族复兴，重建中华民族的生活解释系统，就是重建道统。再一次重新命名和重新连接名相结构，是民族复兴应有的题中之义。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新的命名的混乱是肯定的。不过，这次混乱是对近代以来命名的混乱的反动，是反混乱之混乱。近代命名之混乱，是礼坏乐崩也即道统崩溃引发的混乱。按照孟子的话说，道统崩溃，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就是失其大者。失其大者，则其小者夺。小者夺，就是纲常失位，人伦失序，礼仪失节，名物失当。所有这些都会表现为名物失当。名物失当之一斑就是命名混乱。近代道统崩溃，大者小者俱失，名物失当，乃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歧出。如今，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看似引发新的混乱，实则是对歧出历史的复归，乃是重立其大，复得其小；乃是重建自身，自我观之；重建自身就是重建道统，一以贯之于事事物物、日用人伦、洒扫进退应对。由此而引发的新的命名，乃是对道统的复归，对歧出的近代历史的拨乱反正，何乱之有？[9]

是故，中国哲学就应该被重新命名，从失语到复语，重新命名为道学。[10] 

十四  对待异文化的两种情况的两种态度 

1、“从无到有”之引进 

中国哲学，无论他照样继续下去，还是复归道学，都涉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民族复兴，同样不可避免地涉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和民族复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中西文化问题或者中外文化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之关系呢？

处理中西文化之关系，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前文谈到，比较总是现成化的比较，并分为形而上学存在论层次的比较和已被现成化的生存论层次的比较。

在“有什么”和“是什么”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层次上进行比较，中西文化之间有三种情况。一是中国无西方有，从西方引进，这就是“从无到有”。二是中国有西方有，西方的东西要进入中国，这就是“从有到有”。三是中国有西方无。这里暂不讨论第三种情况。

对于中国无西方有的东西，我认为只要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有利于民族复兴的，有利于利用厚生的，就可以引进。引进就是从无到有。中国没有现代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没有现代科技产品如汽车、飞机、计算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引进的。引进西方文化及其产品，总得有个理由。这个理由也不是现成不变的。对于魏源而言，引进西方的东西，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是为了进行经济、政治建设。但是，万涓归宗，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历史处境中，我们面对异文化的一切选择，都应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利用厚生。（复兴民族与正德利用厚生息息相关。）在这方面，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正面经验。姑且不说佛教之进入中国，就其他文化样态看，中国也非常成功地引进、同化了许多异文化样态。譬如，琵琶、二胡、胡琴等等乐器引进中国，被纳入了中国的文化系统，其乐理被中国的乐理重新解释，其乐谱也变成了工尺谱。这与今天中国引进西方音乐的方向恰恰相反。今天的中国音乐放弃了自身的乐理和乐谱等核心内容，被西化了。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引进的异文化的内容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突，怎么办？举例而言，如科学与传统中的迷信的冲突。

我会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只要有利于民族复兴、利用厚生，异文化就不会与母文化相冲突。就以科学与迷信的关系而言，如果迷信这个的词语能够成立，如果迷信是因为危害民生才应该批判，才成为迷信，那么，这就根本不是一个迷信与科学的冲突问题，而是一个利用厚生与危害民生之间的冲突。如此，即使没有引进什么科学观念，迷信也是应该从本土文化（或者历史－传统）中祛除的。一切危害民生的东西都与“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之大道相违背，都是应该剔除的。是故，科学与迷信的冲突根本不是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如果说科学干涉信仰，那么，这也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在西方，科学的老家在宗教，这是常识。[11]虽然近代以来现代科学的膨胀对宗教有所冲击，但是，宗教、哲学与科学三者之间达成了比较有效的妥协，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协调的，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也是宗教徒。因此，科学未必一定会干涉信仰。

但是，科学主义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道，科学是人的一种派生的生存建构，科学主义更是进一步派生的生存建构。科学主义把科学泛化而构成科学霸权，这是人为的，不是科学的天然本性——科学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然本性，一切都是人的建构。如果科学泛化，干涉信仰、情感等等，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的、正当的日常生活，它就危害民生了，就应该批判，使科学复归于利用厚生。其实，要批判的不是科学，而是人的某些观念。复归于利用厚生，科学怎么能与传统相冲突呢？利用厚生之科学难道不能与本土的利用厚生的文化和而不同吗？[12]所谓的五四前后以来的科学对本土文化的破坏，完全是五四前后以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