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这样说，并没有排斥民族复兴中的政治、经济内涵。
[9] 关于道学的命名，如果哲学是道学自身发展形态的一个阶段，那么，哲学这个名称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种命名方式不再是“中国哲学”，而是沿着“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之后的“民国哲学”。就像“宋明理学”不应该命名为“中国理学”一样，在这种意义的“民国哲学”也不应该命名为“中国哲学”。“民国哲学”之“民国”体现的是道学的历史发展，体现的是历史（纵向）维度，是道学自行解释自身的一种发展样态，其中的“哲学”一词之产生也与中国之外的世界无关，完全是道学自己的事情。而“中国哲学”之“中国”体现的是世界（横向）维度，其中的“哲学”一词完全是在中国与非中国的西方的观照中产生的。参见第一章第二节之注释对大清和中国的分辨。
[10] 重新这个词，跟返回一样，不能被误解为在绝对时间中重新回到原来的样态。这是不可能的。当然，至于究竟如何重新命名，值得探究，有人就认为应该命名为“中国古学”（参见干春松《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无论如何重新命名，都是为了重建民族文化自性。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古人而言，命名“儒家”、“道家”等等，是在中国文化内部作的区分，而不是对在我们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进行命名，并且，他们无需把外来文化设置为他者。而我们重新命名时，不再是作内部区分，而是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整体区分，把自己的文化作为一个大致的整体来命名。这种命名不能借用西方的概念，因为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的系统中作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的一部分来命名；同时，又不能使用“中国文化”这样的太缺乏区别特征的概念。
[11] 在西方，科学的“老家”在宗教，文德尔班说“科学思考起源于宗教”（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第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第1版）。W.C.丹皮尔说：“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原序》第1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有些人类学家以为，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宗教，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科学，但是，弗雷泽却以为，巫术、宗教和科学是按这样的先后次序出现的”（《科学史》，第28页）。总之，科学与信仰最初并非冲突的，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而现代科学被引进到中国的情形却与西方不一样。大喊科学的胡适等等，本人并不懂科学和技术，只知道一些观念。然后他们就挟洋以自重，用这些观念对中国文化大加鞭达，以关于科学的某些观念为标准，党同伐异，形成科学主义。虽然他们也的确批判了一些迷信的东西，但是同时也大规模地、自觉地伤害（注意：不是误伤）了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非迷信的东西。就科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言，科学到了中国，迅速形成科学霸权，导致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要比在西方要紧张得多。但是，这不是科学的错，科学不能自行犯错误或者做好事，是人使科学变了样。
[12] 这里可以用非常实在的事实来说明。今天中国的许多寺庙、道观并没有因为用了现代科技的产品如电灯、电话、计算机等等而把神灵驱除了，普通百姓也没有因为使用现代科技产品而不再格物致知、尊尊亲亲。如果一定要说现代科技的什么副作用，那根本不是由作为外物的现代科技产生的（这会陷入外物——环境决定论），而是人心的蜕变。所以，事实证明，科学是能够与本土文化和而不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人的生存建构中，科学不是一个外在之物，科学自身（甚至科学没有自身）并不能干什么，而是人要它干什么它才可能干什么。我们不应把科学看成一个外物以后，再在科学身上去找原因。一切的原因都只在我们自身，只有人才能，才是自由的。而如果科学是外物，那么，它就没有能，没有自由，当然也就不能自行发挥任何作用。
[13] 如中国人拱手抱拳，西方人接吻以表示友谊；中国人以工尺谱记乐，西方人以五线谱、简谱记乐；中国画重神，西方画重形，等等，都是无所谓对错的。然而，甲午、五四以后，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姑且不论是不是犯了“并我所长而亦弃之”的重大错误，至少是把许多本来无所谓好坏的，并不会影响富国强兵的文化样态祛除了，使礼仪之邦礼坏乐崩。
[14] “择”的背后仍然暗含有民族命运。如果国家弱小，列强要强加，怎么办？还能坚守民族本位或者主体性吗？也许根本没有选择主动性，只能被动地接受。所以，国运兴衰，乃维系国家民族及其文化之根本。
[15] 如果借用主体这个词，兼容并包和择善而容都是指主体间性。
先列著作，后列文章；先中国文献，后外国文献；按文献音序排列；未列古籍
计文德《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7月第1版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1月第1版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黄克剑、林少敏编《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牟宗三在《四因说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冯友兰《新原道》，《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三松堂全集》第十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5月第1版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三联书店，1996年12月第1版。
《胡塞尔选集》，倪梁康选编，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第1版
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9月第1版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第1版
陈少明《重提“中国哲学”的正当性》，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彭永捷《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干春松《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郑家栋《“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载《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
